诗歌，究竟是“有钱有闲”人的“小众奢侈品”，还是应该“雅俗共赏”的“文学精品”？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更值得研究的是，作为大众该如何品评诗歌，如何让诗歌走入公众生活？

遥想当年唐宋时代，诗歌一度为人所追捧，甚至有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说法。

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如果你背不出几句类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

然而，如今的“世道”变了，更多的时候大众想到诗歌，源于人们的恶搞，从梨花体羊羔体到后来的废话体，这种俗化倾向显示了诗歌写作者意欲唤起读者阅读的愿望，但其结果是真正优美的诗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问题壹：诗歌是什么？一种“小众”的文学体裁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出自于《诗经》的《关雎》或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不会感到陌生。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把诗歌看做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自觉、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据资料记载，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后世人们将两者统称为诗歌。

在洞见文化沙龙的周末雅集，我访谈了诗刊《彼岸》主编、先锋诗人王松。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拿开歌的部分，只看诗的话，诗应该是一种非人间之物，是具有神性的。而歌不过是一种装饰，所谓诗意的表达，也很重要，但我个人更看重诗的部分，这是诗歌的灵魂”，诗人王松对诗歌有自己决绝的理解。

与古诗词不同的是，现代诗歌如今早已出现了“诗与歌分离”的情况，“如果说旧体诗歌还可以靠韵律平仄朗朗上口吟诵的话，那么现代诗可能就不适合，因为‘歌’的修饰正在弱化，诗的部分更加凸显，一看便知真诗伪诗，当然，现代诗讲求的是隐伏的节奏与张力”。

在王松看来，诗歌一个最大的品格特点不是向前，是转身向后，就是挖掘回忆的荒地：“诗歌应该是一个人岁月的缩影，如果能把个人体验纳入集体经验中，然后代入到整个时代的音箱里，就会有一种被放大的效应，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感动与共鸣。”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年诗人北岛曾在政治抒情诗《回答》中写下了这样的名句，如今读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但是对于北岛那一代人来说，这两句诗中还有着别样的意味：“如果把这几句话跟当时的时代联系一下，可能我们会有另一种感觉，尤其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会产生很多隐喻的感觉。即使这两句话放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读，也会有很多别样的意味在其中。”

事实上，如果我们站在文学的角度来看诗歌，或许会发现，诗歌始终是一种“小众”的文学体裁，从古至今，诗歌都是文人墨客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歌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众对于诗歌有一种“疏离”感。

◎问题贰：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没有美感与思想的诗，算不上好诗

时光倒流数千年。

清泉溪水顺流而下，白色的水鸟翱翔于天地之间，美丽的少女采摘着河中的荇菜，英俊的小伙子则吟唱着动情的歌儿，希望可以吸引少女的目光。

这美丽的画面一定曾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关雎》这样的作品才得以传世。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也曾有过，只是地点换在了大学校园里或者社会上。”在王松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一度非常火爆，尤其是在大学里，以及一些公园里，“都会有定期的诗歌集会，大家一起吟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体味其中的美感与思想。”

其实，中国历来不乏优美的诗歌，从“大漠孤烟直”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从《长恨歌》到《致橡树》，如果我们从这些诗歌中寻找一下共同点，就会发现好诗就是美感与思想完美结合的产物。

不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中国的诗歌却走向了另一条路，诗歌一度成了恶搞的方式，不久之前，诗人乌青的废话体诗歌在网上爆红，网友们在对其关注的同时，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该如何发展也产生了疑问。

“尽管我不屑这样所谓的诗歌，但作为一种现象，其实我更多是把‘废话体’看做是一次对当代诗坛戏谑式的反讥。”在王松看来，如今中国诗歌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诗歌“文本严肃”化、诗学的玄虚化。“诗歌是小众的，但是小众的未必就弄成阳春白雪，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人反抗，你不是说诗歌高雅吗，必须严肃创作吗？我非给你来个废话体，非给你整成恶搞，而且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轰捧。其实我个人觉得，诗歌谈不上严肃与否，但必须真诚，我们的作品才会震撼感动读者的心灵，而不是故作严肃的无病呻吟。”

◎问题叁：什么才能叫诗人？从万众景仰到“神经病”的蜕变

现年20岁的小真，是省城某高校绘画专业的学生。

作为一名“90后”，谈起诗人或诗歌，小真会对此产生一种不屑的感觉，因为在她上高中时，曾有一个追求她的男孩子，写了一篇颇有文采的诗歌给她。

“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神经病’，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干什么？”即使到了今天，小真对于诗人这个词毫无好感。

这或许真的是一种时代的蜕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诗人曾是受人景仰的称号，1984年，正在山大中文系读书的王松，在一家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首现代诗《青铜季》，随后该作品又被著名诗人公刘在《萌芽》杂志上进行了推介点评，“之后的几个月里，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全国各地的都有，希望跟我一起探讨诗歌的问题，甚至还有不少女性写信给我示爱。”

在王松的记忆里，那真的是诗歌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校园里，诗歌和吉他是爱情的圣器，诗歌是情书，吉他是爱情的冲锋枪，一个男生被称作诗人，那么他不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还会成为众多女生的追求者；同时一个女生如果成了诗人，那么也会有很多男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仅仅只是三十年的时间，诗人这一曾被人景仰的称呼，却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而作为“精神食粮”的诗歌，也只能靠恶搞才能唤起人们的注意。大量的“文化快餐”的出现，取代了诗歌的“市场地位”。

而能够为诗歌坚守的人，更是越来越少。

“现代的一个问题是，生活节奏在逐渐的加快，而诗歌则是一种慢文化，需要大家静下心来去阅读和感悟。”作为《彼岸》同仁、诗人的魏东建这样表述：“这也造成了诗歌逐渐的被人们遗忘。”

对于神经病的说法，《彼岸》同仁、社科院教授张清津早有耳闻：“而且不止一次听人说过，一听说我是诗人，人家在背后肯定嘀咕，这人是不是神经病？”

“诗人的人格，大多是分裂的。这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命题。”王松自己也承认，自己确实有些“人格分裂”：“每天早晨睁开眼，第一感觉仿佛有一种岁月的疏离感、时代的失空感，感觉一个诗人的遐想，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随后，王松会起床，洗把脸，盯着镜中的自己，逐渐找回现实的感觉——一位从事对外商务的经纪人——“这时我会告诉自己说，啊，我回来了，我不再是那个诗人王松，而是一个生意人，我明天的饭钱还没着落呢，我得去忙活了。我戏称我的生活为一种半吊子生活。”

在王松熟知的诗人圈子里，类似他这样情况的诗人比比皆是：“有公务员、有大学教授、有商人、还有媒体从业人员，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大家都爱诗歌，但是现实逼得大家必须放弃诗意，先去工作填饱肚子。”

◎问题肆：我们还需要诗歌吗？守望心灵的家园

魏东建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在网络时代开始之前，人们对于诗歌逐渐失去兴趣，其原因之一，便是生活节奏的加速。

“赚钱，是最重要的。人想活下去，必须赚钱。而写诗恰恰相反，它需要人安静的坐下来，去品味这个社会。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周围的人都在忙于赚钱的时候，你是否还有定力坐下来去写诗？”诗人或许不是骑士，但是诗人有着比骑士更加骄傲的信条，他们不愿意也不屑于通过写诗赚钱，当然，以目前中国诗歌的现状来看，想通过出版诗集或者写诗换稿费生活的可能性也基本接近于零。”

“这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在饭店吃惯了，猛不丁的让他自己动手，做一桌饭菜，可能他会很排斥这种行为。”

诗歌，已经被这个时代所抛离。

在王松看来，文化快餐已经让人们丧失了品评诗歌的审美能力。与之相反的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其诗人和诗歌在文坛和社会的地位颇高，即使是在工业革命时代，面对社会的加速发展，人性的异化与文明的失落，诗歌依然惊醒与反叛，“我认为诗歌营造了一所精神家园，让人们能够心灵守望。”

不过，对于未来，诗人们却坚信诗歌会有重新崛起的那一天：“一如二三十年前，普通大众也好，文人墨客也好，都没有收集字画和古玩的习惯，因为那时候大家需要的是吃饱肚子。但是这些年，收藏业越来越火，说明大家解决了肚子的问题，目前需要一些高雅的东西。同样，我想有一天，我们肯定会对诗歌重新产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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