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简介

印行期数：

截止20012年已印行十期（其中包括一期活塞系列文集之一《音囊》、之二《灵魂小组》）。

印行时间：

《活塞》创刊号，2004年10月；
《活塞》卷二，2005年4月；
《活塞》卷三，2005年9月；
《活塞》卷四2006年4月；
《活塞》卷五2007年10月；
活塞系列文集之一《音囊》2008年；

《活塞》卷六2008年12月；
《活塞》卷七2010年；
活塞系列文集之二《灵魂小组》2011年；
《活塞》卷八2012年

主要作者：（按拼音排序，不分先后）

徐慢、丁成、海波、镭言、殷明、孔鹈、郑小琼、阿斐、税剑等

异端——灵魂的刑具

文/丁  成

1
如果法利赛人的长钉，再迟到两千年，如果那顿伟大的宴席再迟到两千年，如果罗马人的铁链再迟到两千年。或许今天走上十字架的就是犹大，而不是化身人间的耶稣。然而，事情总不是那么顺利。当历史的床单再一次铺垫在我们的身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耶路撒冷的街道，也不是高尔高沙的大十字。相反，那些汩汩流血的钉孔，已经在两千年的纪元里变换了主体，当初蒙难的人，如今正在使我们的世界急速转变成荒诞的正义世界。从异端到正统，漫长、曲折而又晦暗不明的迂回之路上，我们缺少的何止是那个能够得飨铁刺头套的人？分明是刑具！刑具！刑具！当我们借助汉语伸出异端的双手，伸出我们业已洗净的脚心，我们再也没有耶稣的震惊、失望，或者坦然从容。作为诗人，我们咀嚼着这个世界七千分之一的语种，用干净的灵魂，填充着那个正在日渐消失的异端族群。

一个异端族群的裂变、进化、缺位、低糜和振兴，都分别对应了一个时代汉语诗歌的沦亡和拯救。作为肇事者的异端，一方面既策动和领衔一个精神颓丧时代的灵魂构建，另一方面也映射着来自社会各个层面无法抗拒的残酷的销蚀力。当他们大声疾呼“自由”的时候，自由恰恰在它应有的脑干里失水、干瘪成为一具腐尸，犹如梅尔•吉布森在电影《爱国者》的结尾躺在断头台上对着那把切向喉咙的铡刀时候高呼的“自由”，那响彻云霄的高亢回音像一个没有手脚无处立足的虚无生命，只能零散跌落在围观者麻木的耳垂边缘。当他们高调宣称“反对”的时候，反对正在泥足深陷的尴尬境地中进退两难。而当他们震动业已皲裂的声带合唱“阴道之歌”“杂种之歌”“苍蝇之歌”“地狱之歌”和“洗脚之歌”的时候，这个时代经过古怪变音手术的嘲笑纷至沓来。艺术的崇高与肉身的卑微，灵魂的圣洁与行为的放荡在不断地撕裂着“异端”族群的同时，也深深地烙上了每一个活塞主义者的头颅和胸腔。2006年我在《为了活塞》一文中曾呼吁“活塞增强成员斗志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愿见到自己和同仁们在一面为艺术奋斗的旗帜下，却毫无斗志、了无生气，甚至只是一些浅显的敷衍和应和。我们需要意见，需要异见，需要争吵，需要诅咒，甚至需要一切来自内部打碎、瓦解、取消和反抗的力量。这是活塞前进的标志、血液、动力和汽油！”事隔两年，我们仍然屈居在模棱两可的境地中，无法实现对汉语的沦亡现象强行介入并展开拯救行动的渴望。

2004年10月，《活塞》创刊号在上海诞生。携裹着巨大的思想震颤、批判锋芒和灵魂的隐痛，成为当年中国汉语诗歌无法避让的深水炸弹。虽然业已沦为行尸走肉的中国文坛对此味蕾麻木、毫无反应，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当代诗歌的“良心”张清华对它的发掘和珍视。正如其要用《人民》去“反衬诗歌的耻辱”一样，他在“21世纪文学大系”中对无法发表的《上海，上海》通过在序言中的转引和论述，有力地反击了我们这个国度特有的、怪异的文化禁锢。毫无疑问在新世纪中国文坛，活塞的出现是一次蓄意的文学行动。当封底上那幅著名的木刻版画《上帝啊宽恕我吧》出现在众人面前之时，我们不再为一次从诗学开始的肇事行为感到怀疑。甚至在五星红旗的映衬下，那双攥紧的铁拳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铁链的独断和可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跨越诗学的愤怒修辞。如果说用“异端”来自诩是一个活塞主义者必然命运和精神自觉的话，那么它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政治语境下，似乎更能彰显出诗人卑微而边缘的文化身份。与其说，肇事是行为上的对抗，还不如说是一次精神意义上的狂欢、暴动和革命来得更为恰当。

《活塞》第2卷于2005年4月在上海面世。一种先于“意义”本身的肇事行为正在持续的上演。现在已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异端”，也不能粗暴地断定一个肇事分子的行为属性。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三十年的时间里汉语内部经受了种种激荡和波动。当我们再次用目光去审视“诗歌”这一貌似神圣却日益娱乐化的命题时，会一览无余地发现，一种关乎精神内在，关乎灵魂，关乎时代伦理，关乎写作道义的高贵气质正夹杂在灯红酒绿的文化蜃景中，暗娼一样形容暧昧，面目可疑。“活塞”像一颗铁钉粗暴地扎向当代文学的胸膛！血流如注的文化浊流中，活塞以其特有的、独异的光芒，照耀并医治着人们业已无可救药地绝望。甚至，说它像铁锤一样，砸向固有的时代禁忌，砸向麻木的文学良心，砸向僵化的文化思维和观念也丝毫不显得过分。在2004年活塞创办之初，徐慢就曾饶有深意地发表了名为《一点声明》的五百余字的文本。宣称“艺术是我们生命的造血机”，要用它来“不断修正着社会不正常的心理结构”。我既为徐慢声明中激荡着的强大心象感到振奋，也为修正社会不正常心里结构的巨大抱负感到怀疑。这种审慎除了表现在实现的可能性方面，同时更表现在对所谓的“正常”和“不正常”的忧虑。作为异端着，我们在用自身的热血、观念和写作抵牾着来自时代的、强大的笼罩和控制。我们试图去刺穿堂而皇之的谎言，试图用我们的肇事行为去为另一个时代做坚实的路基，但是我们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当“肇事”变为“拯救”的时候，我们的写作无可否认地必然获取一种道义上的“合法性”——这是多么令我心惊的词汇！

“正常”的社会心理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法着地的虚无概念，它仅仅对应了一个病态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必要矫正。将诗歌的写作或者文学的行动上升为一种对社会观念的强力介入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异端”的本质，同时也难以逃脱地暗合了耶稣那次伟大的死亡？这一从“异端”向“主流”合理过渡的古怪漩涡使我们的努力在一个更为长远的眼光看来，必然地要遭遇全盘否定的结局。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它的存在使得异端和肇事者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了身份的复杂性和思想的“不可恒定”性。而“合法性”则是一个永难解除的魔咒，它对应了社会的某种秩序或者道德准则，同时也是一枚从根本上撬动并动摇“异端”的唯一的核弹。如果说“假如有一天，你们，你们 / 取消了我做人民的权限 / 我是不是可以做人民的零头？”（徐慢《人民》）表达了一个异端者在“不正常”社会心里结构下，产生的一种思想对抗的话，“人民的零头”毫无疑问地表达了“异端”的身份特征，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然地存在，而且会成为所在时代的异端族群们的信条。“我是不是可以做”这一反问充满了无畏的坚决，它不仅彰显了诗人的强大心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对强大集体及其背后的缔结者们最为刺目惊心的反诘！“零头”作为一个饱含悲壮的思想根茎，它褒有了异端的全部要素和荣光，与之对立的强大集体成为一个基数庞大的敌对阵营——这正是异端的全部要义。相对于“人民”这个整体，“零头”是异端，那么也就是说“人民”是不正常的心里结构，“零头”是正常心里结构，现在根据徐慢的意思，是要用“零头”修正“人民”，假设这种“修正”有朝一日成为可能的话，“人民”和“零头”的心理结构势必形成了一致，都变为了“正常”的心理结构，那么它否意味着“异端”的沦亡呢？既然如此，那么“面对广场，面对时代/我们都已无药可医”（丁成《广场》）在意义层面上毋庸置疑地和徐慢“人民零头”构成了一个必然的呼应，它既回答了“对不正常社会心里结构的修正”的可能性，同时也宣告了那个庞大的不正常族群的“无药可医”。

如果说徐慢的《人民》在基于社会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活塞》创刊号上通过具体的诗歌文本对“活塞”在横向的宽度和广度上做了一个思想性的注脚的话，那么丁成的《广场》则在一个纵向的切面上呼应了徐慢对“人民”，对“异端”观念上的阐释，从而把一种基于人性，基于个体“心理结构”的思想通过我们这个处于强大封建极权笼罩下的畸形而古怪的时代进行一次切片活检，从而将“活塞”的异端思想引向深入。“我们不知道还能以年轻的名义坚持多久 / 物质的力量像砂轮一样 / 先是把我们磨得非常锋利 / 然后是锋利着 / 并悄悄地损耗”（丁成《广场》）不仅完成了对个体心里结构的完整扫描，也不仅完成了个体之于整体的命运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一种关于异端在整体中不断被迫“耗损”的真相的揭示，以及对“锋利”必然消陨的有力警醒。一个无形的、强大的、无处不在、无法摆脱的怪异力量笼罩着我们，同时也笼罩着每一个时代的异端，仿佛所有的力量都在勒令、逼迫异端者放下思想的武器，放弃对“整体”的抵触，他们甚至不惜通过全民造星运动来完成对“异端”的身份修正。在《活塞》第三、四卷以及“活塞文集”NO.1《音囊》上陆续发表《从众》、《魏国》和《回家之歌》等长诗的郑小琼正是用她的遭遇来反证一个时代的卑鄙和可怕最为典型的异端分子。她所经受到的异端的退化过程，不仅与徐慢“我是不是可以做人民的零头”构成了绝妙的反讽，更是对丁成在《广场》中对异端身份发出“激烈的、锐利的、闪着寒光的我们 / 正听着自己被蚕食的声音”的预言最为触目惊心的证供。与郑小琼遭遇到的时代阴谋相比，殷明、芒芒、胡桑、游宗杰、王东东等人异端身份的沦丧，则处于时代的暗影中显得更为无形、典型和不为人知，他们的“静悄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这个时代泥沼的深不可测和杀人于无形，从而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大主流针对异端分子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震慑。

这其中构成异端身影的悄然消逝既有生活的侵蚀，理想的消亡，也有观念的变异。他们曾经用一个异端者的热血，坚决地反击着时代的病态和思想的奴化，他们的文本作为一个时段的异端痕迹被长留在《活塞》上，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就成了一种莫大的悲哀。如果生活的侵蚀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为他们的消逝做出勉强的辩护，那么理想的消亡和观念的变异，则成为他们不得不承担的罪责！或许会有人对我用“罪责”一词感到愤怒，他们甚至可以用“武断”和“粗暴”这样的字眼避开本质问题对我的诘问反戈一击，但是，基于文本层面的虚弱并不能为他们做到任何的开脱。事实上，在这群消亡者中我对殷明和芒芒的悄然消逝感到由衷的痛心，因为他们的缺位很大程度上来自生活的压力和吞噬。相比其他人的陨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构成异端的耻辱，只能说是一种暂时的被迫妥协和无奈。2004年十月，殷明曾热血沸腾地着手对丁成的四百行长诗《血迹》作文回应，但令人遗憾的是它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未能完成的半成品而半路夭折，这与殷明作为异端的半路“拐弯”有着令人惊奇的巧合。这种隐藏在事物表象背后的高度一致性仿佛对称了一个异端者的无奈下场。而芒芒的陨殁则有着怪异的不合逻辑的深层原因，二〇〇六年九月还曾对丁成的《为了活塞》和《旅途读书：<活塞>卷四》两篇文章表现出强烈地愤慨，并声嘶力竭地控诉丁成的《上海，上海》、《2004悼词》、《我是那我是》、《蟑螂的微笑》和《后典型导言》等文本。曾经我欣喜于他的血性和热情，也曾对他的才气表现过期待，但在到目前为止的两年时间里他的消逝或许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异端族群中一部分“有志无心”之徒的必然命运。

2
排除充满政治意味的观念对峙，在汉语诗歌的内部，活塞的族群在诗学的建构上，表现出来的雄心是作为诗人的活塞主义者们最为耀眼的地方。在《21世纪文学大系：2007年诗歌》的序言里，著名学者张清华将“活塞”描述为“这种工业时代的新美学正和波德莱尔式的阴暗与晦涩，‘未来主义者’式的激进恍惚与暴力主义的变体、‘垮掉的一代’式的夸张的道德堕落等等现代主义美学一起，构成我们时代的一种混杂而不可逆转的潮流。”这样的评价虽然仍属于某种观念或意识的描述。虽然活塞缔造的这种时代的“不可逆转的潮流”在精神层面上具备了对一个全新汉语时代的开创意义，但作为诗人，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活塞在纯诗学建构上的努力做一次简单的梳理和回顾。除去《活塞》第一、二、三卷连续发表的丁成的《诗歌的动力学启示》、《迷局：疑中见疑的诗歌立场》、《后典型导言》等三篇诗学论述，仅仅从诗歌文本上来看，活塞连续五期的杂志和一本文集《音囊》上，持续四期以上发表作品的核心成员有徐慢、丁成、阿斐、镭言、海波、孔鹈、余丛。除去余丛的跨文体写作不列入讨论之列，其他六人中在文本上具备鲜明先锋探索意义的是活塞的两位缔造者：徐慢和丁成。

在今天，徐慢毫无疑问是整个中国诗坛的异端。人们会气馁地发现诸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间代”等等诸如此类的帽子根本都不适合他。他用纷繁芜杂、难以捉摸的文本一次次响亮地掴向所有批评家的肥脸。是的，至今为止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概括他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写作。在整个六十年代诗人那里他像个埋头沉睡的恐龙，以丰厚的、多面体、棱角分明的写作诠释着作为异端的荣光。正如《原封不动》这组短诗所显示出来的一样，徐慢是一个可以让语言变成面团的诗人，汉语的可能性被他第一次打开到这样的极限。在《雪弯》中，诗人通过一个孩子和妈妈对话的特有视角和口吻，让世界慢慢地展现出来。在整个阅读过程之中尤其让人为之惊叹的是，诗人轻易地将“我们可不可以不让雪停下就算 / 虫子在麦地里找虫吃也 / 不像人吃人”通过孩子的天真传达出来，把一个资本世界、物质世界“人吃人”的真相表露无遗。或许我们应该给这样的诗人以掌声和鲜花，但是，我们为何不把这掌声和鲜花献给他那深邃的思想而不仅仅是诗人头衔呢？同样在他卷页浩繁的长诗《比噩梦短一厘米的事物》、《驴唇》、《蜉蝣》等篇章中，不仅表现出极高的语言开创价值，更有对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无尽的思考，如果说他的全部写作构成了一个处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关于“人”的全部行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文明”的洞彻肺腑的拷问的话，还不如说是个体命运与强大的整体命运之间展开的对峙、逼视和意味深长的针锋相对来得更为妥当。他那被神秘氛围笼罩着的诗行，诡秘的行文逻辑，和怪异的修辞，无不浸透着诗人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高速发展的所谓的文明的深深忧虑和炙问！

如果说在中国当代需要找出一位能够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精神内核上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并且能够构成深切互文关系的诗人，毫无疑问是丁成。作为“活塞”最早的两位缔造者之一，他在2004年的《上海，上海》、《广场》、《新闻》、《2004悼词》以及长诗《血迹》、《漆黑》等篇章为其奠定了当代中国诗人中最具逼人心魄的“尖锐”性特征的英雄地位，他那携裹风雷和痛彻心肺的写作，深刻地揭示出当代文明蜃景下“人”的危险处境和人心深处的巨大阴暗属性。对语言“感受力”的有效发掘和拓展，以及在《我是那我是》、《蓝》、《舞台剧》等长诗中凭借对“后现代性”的巨大超越，使得整体写作在具备深切的人文悲悯的基础上，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力量感和思想的纵深感。当人们在阅读《我是那我时》发出那股按捺不住的愤怒时，丁成肯定会在暗中露出轻蔑的微笑：瞧，这些绝望的沙文分子。正如其在《十月信札•3》中袒露的那样“思想就是屠刀 / 立地成佛跟我何干？”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构成了对当代文明中蕴含的对人的巨大毁灭性和黑暗属性作出了毫不妥协的指认，为一个全新世纪的汉语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世纪源于文明的苦难、灾厄和不幸，以繁富而又深及痛神经的诗句闯出汉语诗歌的庸俗重围，开辟出一条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全新的辉煌盛境！

阿斐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第三代以来毫无节制、底线沦落的口水写作和废话写作。其《以垃圾的名义》、《青年虚无者之死》、《中国人》、《伟大的诗》等文本，坚定有力地卫护了中国汉语诗歌的伟大口语传统。在青年一代诗人中，阿斐的思想高度成就了其在与生活、世界以及人性角力中的不败神话。作为2004年活塞缔造伊始就介入活塞核心的诗人，阿斐一再在活塞上以其清新晓畅而有不失汉语诗质的力作，和徐慢、丁成、镭言、郑小琼等人的“大诗”写作，构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极。同样是对我们这个文明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饱含深情的鞭笞和批判，同样是对人性中隐藏的被世人忽略的消极和颓丧的挖掘，同样是表现生命个体在“庞然大物”的体制面前傲然对立，同样是对新世纪汉语诗歌强而有力地披荆斩棘的拓荒，阿斐以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严谨诗学态度，向世人传递着一个“异端”分子在孤独中对众生饱含悲悯的沉思和剖析。他的全部写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汉语诗歌口语写作的全新面貌。当时间像夏夜的蝙蝠一样，越过二十世纪的屋檐，阿斐正在用他的写作勾勒二十一世纪口语诗歌的新标高，并且无情地驱赶着伊沙、杨黎等口语前辈们——这个全新的世纪不再适合那些仍然缠绕着二十世纪臂章依靠观念的投机倒把而发家的僵尸，它注定了属于全新的诗人，属于全新的写作个体。

海波的写作得益于其强大深邃的思想、行文的怪异逻辑，和对语言本身的重新结构。在《刺绣奴隶》、《日落下的马甸桥》等短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具备高度浓缩能力的思想者在万花筒般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形态的背景下，独自开辟着一条人迹罕至的言说之途。他和他的写作为我们完好地保存了一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一代思想精英的活化石。他注定是一代经历思想和苛政血洗的精英分子们的思想核心和主心骨，或许他那对政治和体制的思想之刺在所谓的“和谐”世界被视着危险而且多余的部分，但作为一个具备深厚思想底蕴和异端操守的诗人，他必然是上个世纪留给我们这个世纪汉语诗歌为数极少的厚飨之一。镭言作为一个具有“神性”倾向的诗人，他的文本庞杂繁复，以令人惊悚的语言质地探求着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人和世界相交的那一片神秘地带。在《地狱变相图》、《超现实主义房间》等文本中彰显出一个带着宇宙关照的宽博心胸，藏纳着对世界“不可知”部分见微知著的卜算和洞察。孔鹈作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他可以算作是“活塞”族群年龄最大的成员，从《活塞》上看到的孔鹈有着令人惊叹的“大诗”写作雄心，但他的角色问题总是那么令人觉得可疑。曾经我在《为了活塞》一文中向其发出了关于角色定位的提醒：“活塞不是养老院，更不是集体公墓”，毕竟作为当代中国唯一的异端阵营，它是严肃的，绝不只是一座驿站，一个便池，一处随意享用的快餐店。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海波在写作上断断续续的状态，他仿佛并没有足够的精力专注于汉语诗歌的写作，对他而言写作好像只是出于某种多余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海波并不是坚定的活塞主义者，不是，我可以肯定！在这一点上镭言多少有点与他不同。虽然镭言的写作一直在继续，但仿佛他的身体状况以及他身边那些糟糕的弥漫着腐臭味儿的北京文化圈正在日趋成为他的阻力。活塞虽然作为一支肇始于当代汉语诗歌内部的具有鲜明独异特征的精神力量，但其人员的散布却并不集中，这既是活塞的优点，但同样也造成了很多的弊端。优点在于：活塞不至于像“非非”、“他们”、“莽汉”、“撒娇”那样因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过早地分裂、重组而沦为一场表演大于意义的行为，同时人员的分散也极大地符合了异端的自由特征，不易产生类似于布勒东式的粗暴的圈子政治。缺点在于：由于分布的过渡散落，核心成员之间极少能够彼此作较为深层的沟通交流，从而导致很多成员对团体的内在精神有着很大的隔膜，只是简单把活塞当成一个发表作品的阵地。譬如2006年四月印行的《活塞》卷四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期，很多诗人将活塞当着可以运用物质社会的商业潜规则去公关的“对象”，结果导致了类似胡桑、游宗杰这样一些莫名奇妙的面孔凭借与活塞气质相去甚远的所谓的诗歌得以混迹其中，从而使第四卷变成活塞史上最大的败笔。

与以上这些在活塞亮相频率较高的同仁相比，郑小琼和税剑是亮相文本相对较少但却不得不说的两位。先说郑小琼。2006年5月我应邀在一篇名为《在真相和欲望之间》的专题评论中对郑小琼的几乎迄今为止所有的长诗作了详细的论述。她在活塞2005年、2006年、2008年的第三卷、第四卷和《音囊》中的亮相，几乎都保持着她特有的粗粝感、力量感和批判热情。这一方面得益于“活塞”当期发稿编辑严谨、审慎而又立场鲜明的筛选态度，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郑小琼对活塞所秉持的异端方向的深度认同和理解。但无论如何这两方面并不构成对郑小琼近阶段写作上表现出来的迷茫和动摇的解脱。我曾一度抱着激赏的态度对郑小琼大量褒有浓烈批判色彩和底层控诉的文本毫不吝惜赞誉之辞。甚至不惜用发轫于西方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对其作态度鲜明的回应，她过去几年的长诗文本《人行天桥》、《魏国》、《幸存者如是说》、《挣扎》、《从众》等无不蕴含着深切的底层关怀，和对现行体制的无情鞭笞。譬如：“下岗的草原一片慵懒，三个农妇因为充满感动 / 被迫剥光的衣裤，剥光她粗大的体毛来拉动 / 经济，将你焖在高速发展的汤中，经济学家如此说 / 用牺牲一代少女来带动GDP，魏国的环境需要改善”再如：“阿Q拍成《女人与面包》吧 / 伟大的导演们正在拍着陈圆圆潘金莲 / 五千年的帝国让几个妓女撑起来 / 流入血液里的窥阴癖怀孕出来的中国子孙们 / 说着下半身或者木子美”，我们难道面队这样的诗句不感到心头在颤抖么：“人行天桥上八脚蜘蛛编织的人情八卦图中 / 一个热血青年怀抱吉他在叫喊“大中华” / 他的一行热泪不能感动一个过路的行人 / 他的爱国热情象一片垃圾，让人扔进粪坑 /在这个年代时人们都忙碌着去夜来香美容院用680元除去时间刻下的皱纹 / 去阴暗的巷道吊挂的红灯下花50元减去性欲 / 在时代的乳房垫上塑胶 / 啊啊啊它如此的高挺，阳萎的男人们你们如何征服这虚假的乳房 / 用六根海狗鞭与20颗伟哥无法让你们犯有三期淋病的阳具勃起” （《魏国》）。这些饱蘸底层血泪的诗句凸显出一个物质时代的罪恶和可耻，它与那些我们所见到的“和谐”表象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这些隐含在经济社会极大“繁荣”背后的“真相”在构成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说、不得避让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责任。郑小琼通过它粗粝而又带有浓烈控诉色彩的写作，使一个时代经过精心粉饰的文明假象真实地袒露出它黑暗而又泛着浓烈腥臭气味的真相。然而当众所周知的光环和一些体制的力量向她席卷而来时，我们再次看到在一个强大集体对异端个体发动的无情吞噬下，异端的个体显得多么孱弱和不堪一击。我不想对郑小琼的生活过多的说三道四，我的全部言论只想凸现一个简单的警醒：作为不可多得的，属于时代少数的良知型写作者，希望郑小琼能够在强大的销蚀力面前——挺住！

税剑，在社会身份和生存处境上与郑小琼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首先，都生活于这个时代最具震慑意义的真相内部，郑小琼在五金厂的流水线旁，税剑则在某幢大楼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是车间的文员，一个是工地的材料员；其次，两个人都生活在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极度发达的都市中心，一个在珠三角，一个在长三角，郑小琼生活在工厂大门外就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东莞，税剑生活在工棚外面就是车水马龙昼夜不息的上海；第三，他们共同来自于刚刚发生8.0大地震半年的四川，一个故乡在南充，一个生在乐山长在乐山；第四，在年龄上他们都同属于“80后”，郑小琼生于1980年，税剑生于1983年。这些极具相向性的生存背景构成了他们在文本上得以具有某种同类气质的必然前提。在2007年五月出版的《活塞》第五卷，税剑作为“活塞”鼎力推出的新人，占据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版面。正如“活塞之门”的栏目命名一样，他的诗歌《恶腥之诗》、《弥留之际》、《城市变奏》、《烂掉》、《非正常死亡》、《迷幻舞蹈》、《上海制造》等和洋洋万余言的《工地笔记》共同构成了一种粗糙的、不成熟的、野性的、一股脑儿的，弥漫着妓女阴部散发出的浓烈腥臭味儿的批判修辞。税剑文本的震慑人心之处在于，他对我们这个时代隐藏在阴暗旮旯里的灰色部分，作了纪录片式、长镜头黑白素描，粗粝、逼真、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纪实效果，他试图通过写作去呈现他所亲历的这个时代，这座城市，这个文明的部分罪恶、肮脏和腐臭。他的文本与活塞插图中随处可见的怪异、死亡、诡秘和阴森的文明隐喻构成了深度的互文、互补、互相阐释的效果。

还有一些从未在活塞亮相的，但在文本上或者观念上与活塞构成了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呼应关系的诗人，我在这里也要略作介绍。首先是唐纳，他那独具异质与时代语境格格不入的剑客风格，同样在物质文明极大繁荣的今天对媚俗的汉语文学构成了特殊的意义。其次是巫小茶，她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更名（从潇潇枫子更名为巫小茶）、结婚、生子等一系列生活必须的忙乱之后，在2008年重新复出，她的文本具有不断地向内逼问的品质，她仿佛正在试图深入“人”的内心，去扫描灵魂深处的黑暗结构和关于绝望的细致纹理，她和她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一种持续已久的女性写作的悖弃。还有一个同样潜藏着强大写作能量和异端活力的青年诗人蒙晦，他在《当获奖演员的臀部离开影片中的沙发，或受奖辞》等作品中业已显露出其阔达的视野和介入时代批判的热情，是我心目中可以寄予厚望的少数人之一。另一个在《活塞》第六卷即将亮相的文莱，是一个深居学院内部但却褒有对汉语异端强烈的好奇心和介入语言结构内部的雄心。通过《灵魂的灰》这部跨文体文本，她把我们带入了语言内部令人惊叹的奇诡境地，可以说在语言的探索上她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理论学养和先锋气质，2008年11月份不顾挽留毅然决然地对刚刚执教数月的山西师范大学干脆利索的“解套”显示出她灵魂中对自由异端的强烈渴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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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给社会最致命的一击”的想法并不一定能如期实现，但起码，在一个时代语境下，在阴霾一样的“政治正确”的氛围笼罩下，我们对汉语文学褒有的热忱和革新的勇气，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不断抽向庞大的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奴性社会的文化脸庞！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一小撮”！人们或许对《活塞》第五期中，那张62毫米宽222毫米长，著名的黑色书签记忆犹新，它醒目地宣告着“献给汉语文学的异端及怪胎们”——是的，或许它已经被你们遗忘。在这个时代，它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或者是容易被人蓄意遗忘的，它恰好构成了一个奴性时代人们最真实的心理面貌：羞于承认，耻于看见，不敢睁眼——多么荒唐可笑的人们啊。可怜的，麻木的，血液僵冷的知识分子们，你们的内心盛满了孱弱可疑的、教条的审美和观念，这些可耻的东西在你们面对“异端”和“怪胎”的字眼时，一遍又一遍地通过击打膝关节来警告你们！而你们的灵魂在那一刻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这是占据二十世纪整整半个世纪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悲哀。文学无辜地承载了它们全部的懦弱。

再次回到本文开头。我们说到“异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完成的主体变换，似乎正是我们不能觉察的，然而却是必然的一种“进化”。当初遭受世人唾弃、凌辱和审判的异端，包括那个十字架现在已经成为神圣的象征，它们正在演绎的是一出矛盾的滑稽剧。人们觉得一切理所当然，那是因为时空上的阻隔和意识形态干扰。在漫长的侵蚀和洗涤下，人们的心里结构已经彻底地沦为一只干净的器皿，原有的智慧被倾倒一空，重新装进去的是业已成为主流的亡魂——被称之为“上帝”。哦，难道所有的异端者都必须在时间中被迫完成角色的转化，重新成为思想和观念的操控者么？那么汉语呢？它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根植人心，又是怎样和权力媾和成功生下文学这个孽种的？肇事者们在成为供人敬仰的“异端”之前，他们在干些什么？

今天，当高尔高沙已经成为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圣地之时，当初的耶稣看着钉孔里流出的血想到了什么呢？他用亡灵给了这个世界一个永久的诅咒。那么，对于汉语，对于大时代文化背景下的异端者，他们在背上十字架走上灯红酒绿的街道时，或者说走上脱掉裤子的暗娼们的阴道时，他们是否在诅咒？如果我们把“活塞”看着是异端的诅咒又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把“活塞”视为“文明”的恶梦又会怎么样？可能当初审判耶稣的“大祭司”和群众又会飞跃漫长的时空隧道来到我们面前，向我们唾出口水和辱骂。而你们之中可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如果有，你们可知“重生”？作为肇事者“活塞”不负责你们的教导，任何一个汉语文学体系中的被蒙蔽的“以色列分子”都必须经受住有可能长及一生的惩罚。时代的肛门上焗满了痔疮：铁凝、余秋雨、于坚、王兆山、郭敬明、韩寒、赵丽华……毫无疑问，作为一种体制的妥协产物，我们不仅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汉语崛起的丝毫希望，甚至无上的绝望成为他们手中把玩的工具。制造“明星”式的作家和诗人成为这个体制巨大威慑力的一部分，它们像肿块一样淤积在这个时代的体内。

与上面提到的那些已经沦为这个时代大众玩偶的，或陷身体制庙堂的人们不一样的是。在汉语诗歌内部同样存在着两种必须清理的毒蝇，甚至比这些“痔疮”更为可恶和变态，由金钱物质和名利焦虑构成的内外交迫，使得他们在趟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浑水之后，再次混身进入二十一世纪，借助网络的强大传播平台，试图借尸还魂。其中一种是聚集在诗江湖周围的苍蝇，他们大张旗鼓地实践着毫无诗质可言的口水写作，制造了汉语诗歌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世纪灾难。并且在他们中间兴起的流氓习气，用污言秽语去为自己所谓诗歌的分行文字进行触目惊心地辩护的做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低级写作者赖以获救的稻草和捷径。另一群是上个世纪功成名就的动辄以大师自居的诗人们，他们利用几十年来构建起来的人际网络，划割着各自的势力版图，他们在新世纪里依然凭借过去世纪的反复发表过无数次的作品来谋取掌声和赞誉，他们中犹以李亚伟等人为甚。这样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这个时代诗人的堕落和诗歌的耻辱。作为异端族群的活塞，对上述这两类毒蝇的抵制和轻蔑是必要的。这些阴暗的力量仿若《活塞》第五卷那幅封面图片一样，带着有毒倒刺的铁链越绞越紧，它牢牢地束缚住汉语诗歌的心脏，使之破裂、滴血。而那些褒有强裂责任感和道义感的异端族群也同样在这条罪恶链条的束缚下举步维艰。汉语诗歌和异端族群所面临的共同处境，竟然是这个轻蔑的时代最为万恶的阴谋产物。汉语内部的强大能量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消耗在这些可鄙的角力上。毫无疑问，一场必要的反击就在眼下了，汉语内部异端力量的壮大和兴起正是对这个腐朽败落时代的强力更新。正如人们曾经高度认同的上世纪末发生的“盘峰论证”一样。

当然，如今我们再去划分“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行为是可笑的。当所谓的“知识分子”受制于一个时代的喉咙肿痛，当民间日趋成为一个良性肿瘤日趋成为向体制过渡的可疑标签时，异端是孤独的。“活塞”从2004年肇始到2008年的五年之中，通过同仁名单的前后对比，我们马上可以察觉这个时代的可怕之处。2004年10月《活塞》创刊，32开，124页，编者：徐慢、丁成，作者：徐慢、海波、丁成、镭炎、阿斐、王东东、张健、李清月、何源；2005年4月《活塞》第二卷，大32开，158页，编者：徐慢、丁成；作者：丁成、徐慢、海波、孔鹈、阿斐、殷明、镭炎、王晟、余丛；2005年9月《活塞》第三卷，大32开，168页，编者：徐慢、丁成、殷明；作者：殷明、徐慢、海波、丁成、郑小琼、孔鹈、镭炎、阿斐、余丛；2006年4月《活塞》第四卷，大32开，190页，编者：徐慢  殷明；作者：徐慢、王采、海波、镭言、殷明、胡桑、郑小琼、芒芒、孔鹈、游宗杰、余丛；2007年5月《活塞》第五卷，大32开，184页，编者：徐慢、丁成、税剑，作者：税剑、徐慢、丁成、殷明、镭言、阿斐、李清月、余丛；2008年9月活塞文集NO.1《音囊》开本：141mm×242mm，100页，编者：徐慢、税剑；作者：徐慢、税剑、丁成、郑小琼、孔鹈、朱大可。从这个简单的罗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不断更迭的名单。他们一方面既共同构成这个时代的异端族群，另一方面又彰显出异端的艰难处境和可悲的结局。每一期的人员变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大销蚀力。有些人在扛着异端的标签时，感到难以自处，尤其是写作上的摇摆和犹疑不定，有些人则被时代的强大吸力笼罩和控制，从而被迫妥协。毫不客气地说，活塞的人员变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的诗人们的可耻可悲和毫无立场。当“异端”在很多人那里成了一种值得追逐的荣耀时，我们看到了他们“表演”性的腔调和姿态。这种强烈的标榜心理和急功近利的神态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汉语写作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晦暗不明的阴影。连耶稣这个典型的“异端”分子都在漫长的时光中按耐不住日益膨胀的“主流”渴望，何况这个时代深受欲望之毒侵蚀的诗人？

在名为《禁忌》的序言中，活塞的异端和决绝再一次的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拥有皓齿明眸，为什么眼前总是一团漆黑。”这个饱含悲怆意味的诘问究竟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指涉和内涵？或许在一个内心真相鲜为人知的年代里，每一个生命个体在面对世界的喧嚣和繁杂，面对文明的节节前进和道德的日趋沦落，面对工业时代的人性和兽欲之时，原本隐藏在最柔软、最脆弱的内心里面的天枰遭到了劫持。而针对这种强大而没有出路的谜团，活塞主义者们发出的浩问是否在文明的层面上更加急速地刺向我们措不及防的心房：“我们的决绝，我们的殉道难道真要等到死亡之时？”当我们在午夜察看自己被这个轻蔑的时代一览无余地刺穿的胸膛，汩汩流淌的血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住了一个汉语诗歌内部的异端主义者必须恪守的鲜红和纯正？曾经有人一方面宣称“不谈《活塞》的启蒙意义，也不谈其现实意义”而只是要“讨论《活塞》的文化价值导向”，我感到非常的荒谬。难道真有一种能够脱离现实意义的文化价值导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能够剥离“活塞”的启蒙意义去奢谈价值导向？这位面目可疑、语无伦次的批评者肯定忽略了自身逻辑的混乱，甚至试图将“活塞”带往一个虚妄的、不存在的真空去探讨活塞写作所谓的失误。在我看来，活塞的最大价值和意义，毫无疑问地存在于活塞由诗歌、文论、图片甚至每一期书后的“出品单位”和“鸣谢单位”所共同构成的一个“场”中，这个场不仅在诗学意义上对汉语的语言、语义、语法结构、语义指向做出了不竭的探索努力，譬如丁成的《我是那我是》、《舞台剧》，譬如徐慢的《形状》（组诗），同时更为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正是它的“启蒙意义”和“现实意义”！处身于一个极权笼罩、物欲横行、人性泯灭、道德缺位的怪异时代，能够声称在剥离这两点的基础上去奢谈“文化价值导向”的人要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主义者，要么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心走肉。既然如此，去长篇大论、煞有介事地讨论诗歌文本的是与非还有何意义可言？

在当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很多虚伪的、趣味化的、艺术化的和个人化的写作，他们一味地高喊“诗艺”一味地雕琢谵妄的语言，甚至不惜倾其终身献身于某种索然无谓的语言游戏，他们把自己通向时代根脉的血管割断了，从而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的太监文人。他们连篇累牍地进行着不知所谓的语言探索，甚至竟然能够声称他们对汉语的贡献。我不知道一个脱离时代的诗人，能够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为诗而诗”的诗人，更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诗的人，虽然我也在对汉语本身内在的复杂结构进行深入和掘进，但这和那些动辄要从诗歌中剔除思想、剔除时代、剔除现实的混账言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有拒绝时代的诗人，永远也不可能指望靠着对语言和字词的摆弄而获得怎样的高度，那些远离时代语境的妄自尊大者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清理进最阴暗的地沟的多余部分。当阿波利奈尔、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当萨特、加缪、萨尔蒙、马尔罗……离开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全部文本将一钱不值，他们的思想将变成无脚怪物，他们的灵魂将无处生根，他们将变成一个个虚弱的幻影。当一帧帧黑白照片逆着时光往前回溯，我们将看到它们会在属于他们的时代被重新唤醒和镀亮。是的，这是必然的，斩钉截铁，毫无疑问！

“牙齿想说的话，被舌尖压了下来，再次开门你仅看到聋哑的无月之夜”这是我《十月信札•52》中的诗句，我把它列在这里，想借此阐明一个崇尚自由的诗人和我们这个时代所构成的巨大的、昏暗的、悲哀的关系。一个处处显示着当局者做贼心虚的时代，甚至连一些正常的言说都会遭遇粗暴地过滤和扼杀，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活塞文集NO.1《音囊》第42页《杂种之歌》第六行出现了两个神秘的“*”，它在发表时编者尊重了作者的意愿，在从网络上下载之后刻意保留了这两颗象征着时代耻辱的“*”，仅仅是一个“推翻”——这样的词汇竟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被列为敏感词汇，而诗句的原句是“他们在推翻廉耻和道德之后就一直站在那里”，多么荒唐的遭遇。在这个365日天天都是“聋哑的无月之夜”的时代，我们的舌尖总会不由自主地和强大的威权政治达成妥协，即使我们的思想充满了牙齿般尖锐的锋芒和力量，我们也只能被迫陷身于更大的黑暗。这样一来，所有脱离时代的写作，对这样的“无月之夜”视而不见的诗人，他有资格去冒“诗人”之名么？——回答是：当代中国诗坛处处都是这样的混子！甚至要剥离现实意义去谈论活塞的文化价值导向。不得不说，这个绝妙的讽刺，正暗喻了我们时代异端的处境，或许我这样说很不妥当，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异端都必然会遭致愚蠢的指责和不得要领的批判。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充满了不确定的特征的，两极转化、换位的事情随时都会到来，正如本文的开篇说到的那样，在漫长的时间里当初的异端已经进化成了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

无论是李原在《活塞：从“发现”到损耗的对抗》中，还是赵思运在《狂欢时代诗歌的切片呈现》中，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呼应了张清华对“活塞”作为这个时代文学异端的褒扬，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做好现在，在我们尚能够以异端的灵魂去面对时代和世界的时候，那就勇敢地献出热血、激情和智慧吧！在这样一个轻蔑的时代，异端本身就有着暧昧不明、似是而非的面目，汉语诗歌的沦亡和拯救都只是一个短暂而又急速的过程。当时光像强力的过虑网一样在我们身上沉淀出苍老的皮屑、褶皱的皮肤和浑浊的目光，当这个时代像深秋的落叶从光秃的枝头毫无悬念地跌落、凋敝，我们再次用晚年的视线扫视这个肇始于新世纪初叶的，关于汉语，关于诗歌，关于思想，关于灵魂，关于异端的言辞和行动，它们是否已经构成了我们这一生最为光辉灿烂的丰碑？它是否在最大限度上完成了一个异端者对汉语褒有的雄心和责任？它是否完成了一次自觉介入这个晦暗不明的年代并无可争议地成为最具摄人心魄之力的完整修辞？

◎先锋诗歌民刊《活塞》创刊号封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