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首先是一个说真话的人，批评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真”，真诚、率真、真实，为了这个“真”，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不计后果。乐于真诚的赞美，也敢于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这种诚实已经成为一种十分稀有的品质。去年老罗（罗永浩）出了本书叫《我的奋斗》，有这么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小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老师布置作文，要求描写校园，很多同学都写得很美，处处都是生机勃勃意气风发的，但是罗永浩的作文却被老师严厉批评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同学写的都是“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只有罗永浩写的是“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因为那天没有风，他写的是真实的情况。可以想象当时老师有多气愤，让他改，他争辩，老师就冲过去要动手打他，没办法，他只好改，怎么改的呢？后来他改成这样：“说来也怪，尽管校园里没有风，但是五星红旗仍然飘扬在校园上空。”非常搞笑，但是这种搞笑其实是一种幽默的抵抗。抵抗什么呢？就是抵抗说假话，抵抗一个习惯于说假话的成人世界对孩子的内心进行道德上的、美学上的强加。

从小我们就被种种概念和口号规训，什么“三好学生”，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什么“见义勇为”，我们小学的时候学赖宁，孩子作为未成年人有什么能力见义勇为？做个眼保健操，广播里头一句也是“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每年六一儿童节不是放假，由爸爸妈妈陪着到公园玩。而是必须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到学校广场集中，排着队喊着口号，参加盛大的受训仪式。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就被剥夺了童真，结果导致不会用诚实的语言表达自己，不会独立地表达对世界的真实看法。大多数孩子慢慢地学会了说假话，学会了适时地表态、表演，这种技艺是不是进入成人世界的唯一的门票？

这是教育之毒，当然在这种教育体制之后有着幽深的背景。现在学校里这种意识形态强加的东西少了些，但整体状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所以，一个青年在具有了独立的思想意识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我解毒，就是把十几年的教育之毒给清理出来、排出来。这是内心之毒、思想之毒，这几年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除了唯利是图的利益驱动，除了监管制度上的漏洞，你能说跟这种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内心之毒、思想之毒没有关系吗？那就是诚信、诚实、以人为本、对生命负责的道德观的严重缺失。

因此我们都是身上带毒的人，相互投毒也就不奇怪了。以这样的“原罪”来观照批评界、学术界，问题同样普遍存在，四平八稳的、照顾人情关系的文章很多，犀利的，有创建的，对当下有所触及的，不留情面的批评很少。这究竟是我们的评论家对现实顾忌的太多了，还是普遍的思想平庸化？有些年轻人过早地显示出圆通的、少年老成的气息，其实恰恰是削平了自己锐气的表现。我觉得青年文化、青年批评家，最大的优势正是他们某种程度上的不成熟，那种锐利的、粗粝的、异质的、有时有点青涩的表达，本身就是生命活力的一种体现。我想这些品质，不仅十分珍贵，而且对于僵硬的文化体制具有一种穿刺的作用，理应得到批评界和学术界的肯定和张扬。

谈到青年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我们会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那铿锵的文字，想起“五四”激进的一代，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思想解放运动。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氛围中，与八十年代的高涨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同的是，现在的青年更加地务实，更加自我，他们更多地享受着市场经济的成果，物质的丰盛以及消费文化的乐趣，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压力，他们也更加地犬儒和无力了，对社会担当、精神困境、人文关怀等诸多严肃的话题缺乏深入的思考。大众消费文化的扁平化、狂欢化、娱乐性、可复制性在很多尖锐的事件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一个复杂的社会冲突或文化现象往往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剖解，就被狂欢式的集体调侃或谩骂轻易地消解掉了。在权力的监控和市场的强大收编下，当下的青年文化更多地显示出时尚的、娱乐的一面，而缺乏深刻性和建设性，同时它又强劲地引领着消费市场和主流文化的走向。

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忧思的。一种戏谑式的话语的确具有积极的一面，它可以撕下权力的面具，解构一本正经的体制话语，但是怎样将它引向问题的核心，引向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制度层面，而不至于沦为无意义的口水和废话，可能还有很多需要思考和实践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年轻的一代批评家正在崛起，他们充分地利用互联网这样便捷和开放的平台，表达观点，发出独立的声音，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他们的主张。在一些新锐的文学刊物上，在一些传统媒体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这样鲜活的面孔。我想这股力量不仅有利于我们诗人作家的创作，最终也将推动整个社会以及文化的良性发展。

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无论是社会制度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引爆的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往往令人触目惊心、瞠目结舌，其出人意料的惊骇程度以及推陈出新的频繁上演恐怕已经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对这些热点现象我们的青年批评家们似乎还没能及时有力地介入。我想，批评家这个称谓，从狭义上来理解可能是指专注于文学、文化领域的研究与批评的专业人士，从广义上来说就是指公共知识分子。尤其在现在，随着互联网的传播发展，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我称之为“泛写作”的时代，人人都能通过博客、微博书写文字，表达意见和感受，文学的边界已经模糊了，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了标准，写作仍有高下优劣之分。苏珊桑塔格就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明确地反对文学领域的民主化。而我们当下的现状是，在政治层面上该实现的没有实现，在文化层面上却放任无序，导致价值倒错、尺度失范。

溃烂之处，孕育生机。忘了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生在臭牛粪上我也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在这个混乱的话语现场，我们年轻的批评家们应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