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写作——刘诚诗学杂感系列(2)
来源：新浪网　作者：刘诚

每一个时代，都会制造出大量垃圾作品。文明积累的规律是，少量的精品，往往伴随着大量垃圾的产生，并且很可能是被垃圾完全覆盖、屏蔽的。可别小看了这些东西，最终拿了大钱、评上了大奖的，有不少都是这样的东西。这些垃圾作品，因为时代的偏袒或麻木而造成了畸形的繁荣，像从异域入侵的物种一样，造成了疯长之势，极大地挤压了优等生物的生长空间，形成了惟我独尊的态势，直到主人有一天忽然警觉过来。影视方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霍元甲》播放曾轰动一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起这剧的名字了；《渴望》据说是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收视记录，现在也已没有什么人再去问津了。除了少数大制作，大多数影视作品都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而在文学领域，历史上那些紧跟时代的东西，今天看起来已经无法卒读，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文革时期的诗歌全军覆灭不必说了，即使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又何尝少了这样的事情？朦胧诗时期，有多少跟风的作品指望抢注，最终并没有如愿一偿；朦胧诗没落后，第三代登上诗坛，那个时候全国仅“两报诗歌大展”中出现的文学流派就有一百多个，最后沉淀下来的有名有姓的诗人不过一二十人，大部分诗人销声匿迹了。九十年代以来，口语诗粉墨登场，大批诗歌新手看到诗歌这么好写，不过说一点调皮话就能登堂入室做诗人，何乐不为？于是纷纷效仿，结果除了少数高手，不少诗作沦为模仿，低俗化、粗僻化、痞子化，诗歌的品位降低，造成了新诗有史以来从总体成色上的一次最大滑坡。这些年的诗歌，除了诗人自家珍爱，许多东西不消几年就无法卒读了。这是一种无效写作。之所以无效，不是因为中国字出了什么毛病，而是他们的笔触轻浮，他们写作的要求不是来自生命的内部，永远无法找到方向。什么走红，什么适合一时一地编辑的胃口，什么东西好发表、能评奖就写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新派、时髦就弄什么。诗笔的轻浮来自生命的轻浮。对这些人而言，与其说是搞文学，不如叫投机，与他们在股市或者期货贸易上的投机活动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坏作家是必要的，”尼采说。“——永远必须有坏作家，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后者如同成熟者一样有其需要。倘若人的寿命更长些，那么变成熟的人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然而，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这就是说，永远有更多的不发展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而且这些人以青年人过激的态度渴望其需要的满足，他们强迫产生坏作家。”（尼采美学文选：《悲剧的诞生》，19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2。）

尼采这里当然是在为坏作家辩解，可既然是作家，你为什么不能努力做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作家呢？

你究竟为了什么操起了诗歌的行当？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或者，你奋不顾身地冲到了这个人头攒动的文场上来了，可是你到底需要什么？准备向这个地方要求什么？你的写作是不是能够经得起二次发现？你的写作为什么过了几年，再拿起来的时候，忽然让人觉得如此兴味索然、味同嚼蜡，意兴全无？时过境迁，那些昔日为你赢得过掌声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为什么苍白无力，仅仅停留在读者生命的外围，再也无法深入其中？这些话，不光是问别人，其实我也在经常自问。看到大量的写作朝生夕死，批评家显然也深感困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发明了一个词，叫作“不及物写作”。言下之意，这些写作之所以失效，在于“不及物”，也就是不知所云，没有确定所指，只要“及物”就好了。可是这个所“及”之“物”究意是什么，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以把简单事物复杂化著称的批评家所指的这个“物”，在我看来，很可能就是存在的真相。因为诗歌无论怎么精致、纤细、形态多变，无非是对于存在的某种隐喻；正是那个让人敬畏无比、其大无比、说不尽、道不完的庞然大物，为古今诗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写作资源。诗歌的根就在存在的深处，在时代表相以下，离开对存在的深入追问和强有力的表达，则任何写作都将浮在时代的表层，再也无法深入。仅仅是新可不行；新可能在一个时间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只有它的效果最快，最能立竿见影，最引人注目，但新往往也最危险，因为新仅仅只是依附于主体而呈现的一种状态，是主体的某种性质，必须追问：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新？你这个新，承载了多少生活的内容和当代经验？而且新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一经出现，就迅速地衰变，往往被更新的东西迅速覆盖。一般而言，凡是上升的艺术，都是质胜于文的。凡是没落的、没有前途的艺术，才以修辞作为借口，借以掩饰内里的空虚。诗歌是一种占领时间更长的文体，除了新，判断好诗与坏诗应当还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即搁二十年还是不是诗？搁五十年还是不是诗？千载之下读起来，还能不能打动人心？把这个标准拿到诗坛去，许多诗就高下立见了。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在投身文学的时候有必要听从里尔克的忠告，好好掂量掂量，看看是否有足够的定力，准备独自面对存在。你是否感到胆怯，有一点孤立无援？你是否有一点动摇不定？你准备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你不但能够独自面对，而且不时有新鲜的发现；不只有独到的发现，而且独创了一种诗体，这种诗体又拥有鲜明的特点，最大限度地逼近了存在；你不但坚持下来，而且让这种诗体在更大范围产生了影响，我们说，
这就是一种成功；如果你不仅成功了，而且能够变化，有勇气抛弃自己的风格，向未知深入，登上更高的层面，且越写越好，你就不仅是诗人，而且有了大家的气象了。——大家不是别的，就是那种能够我行我素、不断地登上比别人更多的台阶的人。可是，你根本看不到存在，你很虚，时刻准备从那个位置上逃跑，向哪里跑？当然最容易的是向流行的诗歌那里跑，因为你没有定力，不能判断，只能弄出一些仿制的东西，当然最终难逃无效的命运。所谓“及物”写作，最关键的部位就在于强调生命的投入，强调诗人人格力量的锤炼。我相信凡能够跨越巨大时空、拥有生命质量的、以质胜出的东西，一定也是“及物”的，即使粗糙一些，仍然有可能成就艺术；凡一心只想着如何在当代出尽锋头、却没有生命内核的东西，注定是不“及物”的，只能是时代的垃圾。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诗人欲成就诗的荣耀，仍然得做足诗外功夫。仅仅在诗的形式或技术层面转来转去，于事无补，因为诗歌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比起当世的读者，后世的读者才是更值得信赖的。乃因后世，隔开了一段时间的距离；既不需要换取承认，而自以为把持了话语权的人，其话语权因为肉体的消灭而归于消灭，人们不会为了私心而再将一个前代的诗人亏待。因而，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将是真好，他们排斥的东西，将是真坏。同时，任何伟大的东西也只有经由他们，才能得以传之久远。故而越是被晚承认的东西，越有可能最具生命力；相反，越是在当代被炒得很红火的东西，越是值得警惕。因为时代永远短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为蝇头小利而盲动的人群。时代的话题可能是非常大的、新鲜的，充满了最庄严的生活内容，需要一个时代的精英们去解决，去解读，去面对，但时代的兴趣一向喜新厌旧、瞬息万变。在某个时期，它可能出于偏爱，将某一些诗歌现象紧紧地拥抱在怀里，过了这个时期，却又可能毫无理由地移情别恋，转而把另外的一些文学现象拥抱在怀里，只要它发现后者看起来比前者更新奇、更刺激、更好玩。时代的任务多变，趣味也多变，而且不准备为自己的过失承担任何责任。任何的当代都是各种短期行为冲突交汇之所，当代的现场永远吵吵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可能沉下心来对事物作出准确的判断。正因为如此，一个当代诗人在时代现场的志得意满和飞扬跋扈，常常是愚蠢和肤浅的象征。优秀的诗人反而非常谦卑，——他的谦卑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品比之自然的架构，即使是最上乘的，也显得苍白、单薄，不够浑茫，这是他心里所知道的；另一方面，正因为置身当代，他自以为得意的作品尚未通过后世的检验，有可能被轻易否定或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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