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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论民间
作者:YUANLIUW 时间:2012-10-05 14:45:31 点击:0

韩东:论民间
来源:西祠胡同  作者:韩东


一,民间是否是虚构?

民间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虚构,更非出自某些人有目的的炒作或自我安慰的需要,它始终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长期以来,由于来自权力和主流话语的否认、歪曲和混淆视听,民间始终处于模糊的未明状态。九十年代的新情况是:那些竭力否认民间存在的人是一些民间出身的诗人,这是否意味着对民间的否认变得更有说服力?抑或是由于个人身份的改变,这些诗人不再需要民间了?有人曾将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批判斥之为“数典忘祖”,那么,对民间的否认是否亦然?问题仅仅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真正有价值意义的部分到底缘自何处?它的独立精神和处理现实的创造能力到底缘自何处?

二,何为民间?

民间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其确切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核心。七六年以后至今,当代民间已有自己简短然而不无重要的历史。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社团、地下刊物和个人写作者的出现,一方面是独立意识和创造精神的确立和强调。物质形态完备、变化的同时,其精神核心也逐渐发育成熟。这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意义不同的层面,尤其是后者,它的存在、孕育和成长确立了民间的根本意义,规定了它的本质,提高了它的质量。否认民间存在的人士常就其物质形态的演变发言,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问题的首要方面,这就是民间精神和民间立场。

三,何为民间立场?

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它甚至不是以民间社团、地下刊物和民间诗歌运动为其标志的。情形倒是相反,社团流派、油印刊物和文学活动因为它才有了根本的价值,呈现出真正的活力。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结社、自办刊物和民间串联是与体制对抗的有效形式,它要求的是独立、自由和创造的可能,抵制的是权力、奴役和“庞然大物”(于坚语)。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这奴役精神和窒息创造的庞然大物不仅是由体制派生出来的权力话语,更有人们津津乐道的西方话语优势。独立精神的要旨并不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庞然大物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弃暗投明”)。所谓的独立精神就是拒绝一切庞然大物,只要它对文学的创造本质构成威胁并试图将其降低到附属地位。按此标准,九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继承者和守护者自居的主流诗人便是毫无独立性可言的,他们业已脱离了民间或真正的民间精神。民间立场的丧失是与他们自甘奴役的状况相一致的。难怪为其辩护的理论家们声称:不可能有什么原创!简言之有的只是在强大传统前提下的改写、复制、综合和变异。换句话说,有的只是西方文学成果的中国翻版,需要考虑的仅仅是使其中国化或汉语化问题。如果否认这一点,便是数典忘祖。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否认原创、创造的价值和可能性可谓是利令智昏,其卑屈的姿态很是令人难以置信。

四,民间简短的历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本叫做《今天》的油印刊物在中国悄悄流传,这便是当代民间的开端。这是一个物质性的标记,在这本十分简陋印数极为有限的刊物周围团结着一批当时最有理想和才能的诗人。回顾当代文学时我们必须不断回到这个微不足道且十分模糊(由于种种人为因素)的起点。从确切的意义上说,当代文学与当代民间的发轫是相互重叠的,它们重合于一个明确的点上,这就是《今天》。换句话说,《今天》不仅是当代民间,同时也是当代文学的开端。关于这一点,常常遭到来自官方和主流话语的否认和蓄意混淆。这是一个必须重申、肯定的事实,必须在严肃的场合下不断地尽其可能地以正视听。如果没有《今天》以及团结在它周围的诗人,没有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创作实绩,当时的中国文学只能是一片空白或毫无意义的混乱。尽管当时的中国有众多的官方文学期刊、出版物以及职业和半职业性的诗人、作家,但所有的这些都是无足轻重和不能算数的。

《今天》共出过九期,后来以“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的方式又出过三期。八十年代末《今天》在海外复刊,印刷质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民间的性质因复杂的历史和人为因素已大大削弱。“今天”的大部分诗人“流亡”国外,另一些诗人在国内安顿下来,或消声匿迹,或功成名就。官方和主流话语对“今天”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是“代表制”的,而不是按其本来面貌接受其中最有价值意义的部分。

接受的同时是歪曲和改写历史,后一种情况甚至构成了接受的目的所在。被谈论最多的“今天”诗人是舒婷和顾城,前者后来担任了中国作协省级分会的副主席,后者则因其惨烈血腥的死亡方式获得了空前的商业价值。但“今天”诗人群中最优秀的诗人始终被避免提及,其作品也从未被系统完整地介绍过,对他们的评论至今仍是闪烁其词的。这些优秀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诗人包括:食指、北岛、多多、芒克、江河、杨炼、严力、田晓青等等。

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运动”在中国兴起,当时民间社团遍及全国,流派众多,旗帜林立,其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比较重要的社团或流派有“非非”、“他们”、“整体主义”、“莽汉主义”、“汉诗”、“海上诗群”、“大学生诗派”以及稍后集合在《南方诗志》和《倾向》周围的所谓“知识分子诗人”。

其中最为重要的民间文学刊物是《非非》和《他们》。论及八十年代的诗歌和文学,如果没有上述的民间文学运动,没有与这一运动相伴而生的民间文学刊物、流派以及为此写作的诗人作家,我们只会堕入一片虚妄。尽管当时的官方文学体制(出版、杂志、会议、活动、组织)系统庞大,占绝对优势,但如果不涉及《非非》、《他们》、《南方诗志》以及众多的民间诗人(杨黎、于坚、翟永明、丁当、于小、王寅、陆忆敏、小君、吕德安、柏桦、张枣、万夏、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周伦佑、蓝马、石光华、廖亦武、李亚伟、胡冬、马松、宋淋、小海、宋渠、宋炜、欧阳江河、陈东东、西川、海子、普珉、钟鸣……)所谓八十年代的诗歌和文学又从何谈起?

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当代民间物质形态的扩展和完备阶段,自办刊物、诗歌串联和活动以及个人写作已蔚然成风。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比,民间依然面临着来自官方和主流话语的巨大压力和故意歪曲。从被接受和评论的情况看,依然是以歪曲和改写民间历史为其目的和最终效果的。仅举海子一例便可看出这种歪曲和改写所带来的效应。诗人以其夸张的死亡方式成为“诗歌烈士”,成为这一时期的民间代表和唯一有意义的诗人,从而跻身于主流话语。而事实上海子绝非八十年代后期民间出现的最优秀和成熟的诗人,一如顾城不是“今天”诗人群中最优秀的诗人。

问题在于有人利用这种主流话语对民间历史的歪曲改写,试图从中获益,使得原本未明的民间写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回顾简短的民间历史以及个别诗人的命运,其目的在于:一,说明当代文学与当代民间的紧密或一体的关系,或者就是当代民间对于当代文学而言的重大乃至根本和决定性的意义。二,从被接纳的情况看,主流话语怎样以自身的利益为取舍歪曲和改写民间历史的。对于这种改写和否定是否可以被动蒙昧或心怀叵测地接受,冠之以“历史的选择”便万事大吉?关键在于:这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民间的?或官方主流话语的?事实清明的?或人云亦云的?是弱势者(并非指文学成就)的历史?抑或是强权附庸的历史?关键在于:在所谓的历史选择面前该如何选择?这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每一个有辨别能力的作家、诗人,热忱而不附庸风雅的读者、文学爱好者以及所有了解真相坚持独立思考的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与民间物质形态的发展、完备同时,民间的精神核心也在逐步地孕育、壮大。这精神核心便是独立的意识和坚持创造的自由。后者对于民间的意义甚至是更为首要的。独立的精神就在于拒绝一切附庸地位,摆脱各种面貌各异的庞然大物的胁迫、利诱和无意识的控制,就是将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奉为第一要义,从而进入“现实存在──艺术创作”的真实之境。独立精神甚至也是独立于民间的,它对于物质形态的民间而言是主动和本质的,是无条件的。民间由于它而真实饱满、富于生命力。

对于民间的虚妄贫血和堕落的危险它则永远是一个警诫,是批判和更新的有力依据。在此有必要提及下列几位民间人物,他们是:食指、胡宽、王小波,正是他们独立不羁的存在和自由创造的实例构成了民间坚实的灵魂。

五,民间人物

食指,中国当代诗歌的先行者和真正的源头,他的写作激励和直接启发了北岛为首的“今天”诗人群。当“今天”诗人们纷纷成名或“流亡”国外,食指的归宿却是北京第三福利医院。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他的写作一如既往,风格平稳,真挚动人。食指的写作始终独立于各种流派、纷争,独立于世俗功利以及种种阐释系统。天真的心灵和个人不幸的现实是食指赖以写作的全部依据。

胡宽,他的写作与“今天”诗人群同时,但未曾加入过任何一个有形的文学团体。在全然孤立的情况下胡宽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特异的禀赋和狂野的风格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天才。与他那个时代的天才性的诗人(如多多)相比,胡宽可谓毫不逊色。并由于早逝,胡宽避免了维持创造力和诗人荣誉带来的种种尴尬。

王小波,独立于体制外的唯一的小说家,其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始终如一,并且是自觉的,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他是知行合一的作家、思考者,后一点尤其难能可贵。作品(小说、随笔)质量不同凡响,具有开创性与先知先觉的意义。王小波是另一个独立而丰沛的源头。他的逝世提供了一个窥视其艺术和生活道路的机会,但他并非是一个早夭的天才。王小波是成熟而完备的作家,死亡不过是他个人命运
的一个记号。

当代文学发育至今,所谓的民间人物当然不限于以上三位。由于他们隐蔽的存在和特立独行的方式,对他们的了解往往是滞后的,并且开始是在一个极其窄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的。他们不是弄潮儿,不是明星,不处于时代喧嚣的表面。他们是先行者、启示者,先知先觉,正是由于他们隐而不现和顽固不化的存在使一个时代在艺术创造方面才不至是一片空白。然而,应该提请注意的是:被埋没并不是民间人物的特征,早逝和死亡亦然。在所谓的被埋没者和死亡者的名单上平庸者和苟且者比比皆是。所谓的民间人物仅在于:他一贯的独立意识和始终的创造精神。民间人物由于所持的立场面临的压力(外在与内心的,文学与生存的)通常是超常的,因此一致性与坚持就尤其重要。离开这个指标,无以度量民间人物灵魂般的意义。

那些与民间有关,或出身于民间或受益于民间的人因缺乏必要的连贯性并不能归结为民间人物,或者说他们与上述的民间人物是有根本区别的,其强度与质量并不构成民间的灵魂。那些半途而废、弃暗投明者或涣散沦落的人虽曾因民间而荣耀而受损,但并不能成为民间真正的榜样。

六,民间是否已经完成使命?

进入九十年代,当代文学的形势有了多方面的变化。民间业已完成使命的说法成为许多人追求功利放弃文学理想的一个合理借口。仿佛世界真的已经大同,大家不分彼此。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旧有的障碍、阻力、痼疾已经革除或是弱化,写作环境自由,秩序井然,人人机会均等,所需的只是才智与个人奋斗。且不论我国的文学体制(杂志、出版、组织与活动)和七、八十年代一样仍由官方直接操纵,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也从未停止过,西方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因素和市场利益带来的影响同时也与日俱增。文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挤压。这真是一个“鱼有鱼路,虾有虾道”的时代,如果将成功或所谓个人实现作为标志,三者的意义便可统一起来。有人在官方的文学体制中获益,有人市场看好,发了大财,有人受到西方汉学界的重视、好评。所谓的多元也许仅仅只是三元。这三元间的对峙、竞争和交换几乎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全部的外在现实和走向。时代的诗人和作家们面临刻不容缓的选择,这选择无非是按其自身条件怎样最有利地投靠。当然谁都试图将三者的好处集于一身,明智的人则了解一点突破及于其它的道理,因此必要时他们加强而非减弱三元之间的对峙,并赋予行动以自我辩护的道德色彩。假戏真做或进入角色,或经由毫不自知的本能控制,在周旋经营之际振振有词也心安理得。比如据西方话语为己有的人便以为他们的选择才是对官方体制的正宗抗议,而从官方体制获益的人则认为,在西方话语霸权时代是他们维护了民族和传统的尊严。那些占有市场的人则崇尚读者、人民、大多数,强调商业机制的公平客观性,以为对文学的狭隘、保守、柔弱、孤芳自赏和小圈子性质做出了校正。

关键在于:当代文学能否在这三足鼎立的局面中找到出路?情形并不容乐观。三元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不过是力量的对比或权力间的抗衡,是意识形态的新格局,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与文学的创造性本质无关。这多元(三大元)的局面中并不包括文学一元。作为非物质性的精神活动文学仍没有它的立足之地。它既不能在物质性的对抗中获胜,亦不能在夹缝中生存,唯一的出路便是从这喧嚣的表面隐退,退回被遮敝,退回未明,退回民间,或者,在其隐身之处“不思进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实际上它一直存在,血脉流传至今。自然,民间的传承伴随着物质形态的抗争、发展,伴随着在新的历史境下方式的演变,但所有的抗争、变化都不是为了加入其间或一统天下。所有的抗争、变化都仅仅是为了生存。

民间作为当代文学的基本生存环境,在九十年代到底发生了那些变化?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使“民间是否已经完成使命?”的问题成为多余。民间的使命即是保存文学,使其在日趋物质化和力量对比为唯一标志的时代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维护艺术的自由精神和创造能力。从此着眼,它便有永恒的必要性。进入九十年代,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后或最重要的据点面临着多方面和日趋严重的压力。这压力与利益诱惑的双重作用一直深入到作家诗人们的灵魂,并极大地伤害了他们。个人坚守变得更加困难,加上它表面上未明、不存在似乎已成定局。是否鉴于此,就意味着民间业已完成使命或认为它根本就是一个虚构?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我们是否怀有一丝“被迫”堕落的窃喜,以便为自己的苟且和放任做堂皇的自我辩护?

民间的使命和它在九十年代所面临的压力这一切都无可回避,甚至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它的变化、隐匿都是事实。问题仅仅在于:在此恶劣的形势下它是否依然存在?如果存在,它的表现如何?其强度和核心是否已经减弱或是异化?

七,九十年代的民间

从物质形态方面着眼,与八十年代相比,大规模的诗歌运动已不复存在。社团、流派、自办刊物的方式也许已经过时,但诗人们“隐蔽”的写作并未停止,只不过从集体作业转变为各自为政。私人交流、自印诗集和自费出版取代了串联、结社和合作。部分出身于八十年代民间的诗人跻身于主流诗坛,正式出版诗集,得到公开评论,频繁出现于各类媒体,热衷于参加国际汉学会议,他们自觉地脱离民间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民间的消失或“已经完成使命”。恰恰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民间写作的主导力量并不是那些曾混迹于八十年代民间的诗人,更年轻的一代以其变化了的方式维护了必要的民间立场,成为九十年代民间写作的中坚。他们中包括杨键、朱文、鲁羊、阿坚、伊沙、刘立杆、朱朱、侯马、徐江、杜马兰、唐丹鸿、蓝蓝。另一些八十年代民间运动中出现的优秀诗人也拒绝以文学的自由创造为代价踏上现实的名利之途,在寂寞怀疑中写作至今。这中坚包括杨黎、小安、吉木狼格、吕德安、何小竹、普珉、柏桦、王寅、陆忆敏等人。当然,以上的名单是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和了解开列的。由于其写作方式的个人化和格外隐蔽的状态,九十年代民间写作的脉络和实况需要更为细致的勘探和跟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九十年代民间写作依然存在,它的物质形态虽有变化但依然有效。在未明之处人才辈出,交流频繁,作品优异,话题常新。与居主流地位以成功为目标的诗人的写作相比,民间写作的活力与成就都是更胜一筹的,它构成了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真正的制高点和意义所在。

物质形态的另一变化是:民间的领域从诗歌扩展到小说、散文界。八十年代的民间写作的主体是诗人及其写作,虽然在自办刊物上零星出现过一些小说、散文作品,但由于质量相对贫弱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进入九十年代,一些民间出身的诗人转向小说写作,将某种前提性的立场和上乘的质量带入其间。一批抱有文学理想的写作者辞去公职,远离体制,在名利面前实行自我放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九八年五月由朱文发起的题为“断裂”的行为,尽管参加者立场不同,甚至各怀目的,但就其行为本身而言却是真正革命性的。它的民间性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非文学的压力的反抗以及明确必要的身份立场都是至关紧要的。一年以后,居住在南京的十位青年艺术家再次发起“我仍这样说”的行为,从参加者的主体到精神实质都可看做是“断裂”行为的继续。参与行为的不仅有诗人、小说家,也有部分画家,从对压力的整体反抗中演化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能力,其有效性和现实感都大大地增强了。行为的方式是九十年代民间物质形态最有意义的变数,它多方面地复合式地同时也是最有力地表达了前提性的民间立场。它不同于宣言、社团活动和流派之争,其开放性甚至包括了对行为本身的反诘、诋毁和歪曲。每个人都从各自的立场和目的出发对行为做出反应。行为就像某种敏感源、测试剂,文坛诸辈老老少少在其面前不得不显出他们形状各异的嘴脸。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九十年代民间物质形态的变构和发展,其精神核心(独立意识和创造可能)的孕育和强化仍是最为重要的,否则所谓的民间只能是一些无意义的动作、无目的的流变。幸亏有了胡宽、王小波这样的死者,以其生存实践和作品的绝对质量成为民间坚不可摧的灵魂。更有朱文、鲁羊、李小山、杨黎、杨键这样的生者,或奋起反抗或拒绝合作,将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视为写作的必要前提,自觉而有机地将二者结合为一。他们活着并写作比死去以警世更有意义。这意义是对民间写作而言的,更是对当代中国文学而言的。

八,民间是否取消个人?

如果将民间的精神实质视为独立意识和自由创造,它就不是取消个人的。正相反,民间是真正的个人性得以存在和展开的场所。那些依附于体制、西方话语优势和市场的个人化是很值得怀疑的,它们从以上的庞然大物那里获得阐释、意义和存在的根据,本质上是以取消个人独立作为代价的。民间并非三者之外的另一个庞然大物,它今天是将来永远是权力的丧失之所,沉默与喑哑之地。民间的本质由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创造所规定,独立和天才的个人是民间不可或缺的灵魂。而在作为权力体现的庞然大物那里个人的灵魂已被典当,最好的情况下受制于权力的个人只拥有一半灵魂。个人与民间的关系和个人与权力体现者的关系其情形截然不同,甚至正好相反。在前者中个人居于绝对的主动位置,在后者中个人不仅完全被动而且有必要借权力的灵魂(非灵魂)而自我确立。

那些将民间视为权力场所的人是绝对错误的。他们将民间作为一种手段、工具,借以实现个人的成功,最终获取更大的权力。民间并非如他们所言,是起义暴动的场所,是“在野”或“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路的必要起点。它不是以一种权力抗衡另一种权力,或者说为民间而做的斗争并不能降低到权力争夺的水平之上。从根本上说,民间的斗争不是为了获取权力,而是放弃权力,不是以权力为目标,而是以守护、延续、创造文学艺术为目的,从而必须解除权力的干扰和压迫。它争取的不是权力而是权利,这权利仅仅是为了生存、表达和无拘无束地创造。从物质形态上看,它的最低目标恰好也是它的最高目标。

那些将民间污蔑为“黑社会”的人是存心不良的。他们俨然以合法的文学政府自居,这完全是来自权力一方对民间的蓄意陷害。考虑到说话的人亦是民间出身,因此他对文学的理解想必始终是从权力处着眼的。当年对体制的抗争不过是为了获取相同的权力,一旦跻身于主流话语便转而诅咒民间不过说明了其权力受到威胁。

场景置换,他从弱势一方变为强势一方,表达不同但用心一样,这就是唯有权力的得失是当务之急。的确有人将民间理解为一种权力手段。的确有人实践了利用这种手段获取更大权力的道路。但这只是某些个人的选择,并不能以此概括论说民间。个人对民间的利用、背叛、反咬一口并无损于民间的形象、转移它的意义以致(如其所愿地)取消和葬送民间。

九,民间与边缘、非主流

边缘相对于中心而言,非主流相对于主流而言,它们皆不构成描绘事物自足性的或本质的概念。边缘与中心的一体性、互动性,非主流与主流的一体与互动性往往使边缘和非主流的概念所指失效。在边缘与中心之间、非主流与主流之间不仅存在着对抗、差异,更主要的则是交流、制约。因此不得不承认,边缘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前中心状态,非主流只是前主流状态。在运用中这几乎是唯一被认可的解释。

而民间的概念则是自足和本质的,是绝对的,它并不相对于官方或体制而言。相对于官方或体制的民间只是民间的躯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真正的民间与官方、体制间存在着的对抗、差异,甚至还不止于此,它同时也是对抗区别于西方话语优势和市场的。在这里对抗、差异是确定的,而交流、制约却无根据。民间与边缘、非主流的认同是有其明确限制的,它在对抗、差异的意义上认同边缘、非主流,在交流、制约的意义上拒绝认同。如果说边缘是中心的前状态,民间则绝对不是这样的边缘。或者,非主流是主流的前状态,民间则绝对不是这样的非主流。

将民间不做区别地等同于边缘、非主流是出于某种马虎的臆断或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在这种等同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民间与其对抗差异对象之间的一体性与互动性,从而取消了民间独立存在的根本意义。似乎民间脱离了体制、西方话语优势和市场就不能自处,似乎民间的意义就是为了取得与体制、西方话语优势和市场同等的权力,或者就是为了争夺体制、西方话语优势和市场本身。这种曲解既是来自权力一方的恶语中伤,又被出身于民间的具体写作者的个人奋斗所证明,因此似乎已成定局,难以驳倒。但考虑到食指、胡宽、王小波这样的民间人物的存在,被歪曲的民间概念无法解释他们的生活与写作实践,因此它只能归于无效。如前所述,正是这些民间人物的存在构成了民间坚韧的灵魂,他们体现了民间写作的精神本质,同时也应是所谓民间性的最可靠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们(民间人物)坚持的是永恒有效的民间立场。

十,民间与“民间文学”

民间不同于“民间文学”,二者之间的区别异常清晰。这本无须解释,但由于一些人故意混淆视听,以图将民间降低到“民间文学”的水准,因此有必要对有关概念进行澄清。

“民间文学”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指概念,按我手头的这本《现代汉语词典》中“民间文学”词条,它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在劳动人民中广泛流传的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曲艺、歌谣等。”在运用中,“民间文学”主要指一种风格化的倾向,一种特定的审美趣味,它的作者往往是无名的集体,是佚名者,另外它与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关系是根本和决定性的,其来源主要是以土地为背景的广大农村。

民间的概念与此截然不同。首先,它的作者是完全的个人,是个人对他的创造完全彻底地负责。同时它不被传统和民族大众的审美倾向所束缚,在时间上不指向过去,不指向具有数千年文明史血脉流传和肉体繁衍的大地。它不投靠传统、民族和人民混合构成的庞然大物。在此比照中民间再次证明了它至关重要的独立性。它与民俗风情无关,与喜闻乐见无关,与口口相传无关,立足于现实存在,面向未知与未来。它的任务不是传承、挖掘和在时间中的自然变异,而是艺术为本的自由创造。

恰恰是“民间文学”在与体制、西方话语优势和市场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体性和互动性,因此有时它以边缘、非主流的形式出现。而民间则是脱离这一暧昧关系的,它与“民间文学”没有重合交换部分,因此它的艺术标准和审美要求不容于以上的事物。将民间混同于“民间文学”乃是为了取消前者的独立性、自足性和永恒有效性,以实现庸人乐天浑水摸鱼的世界大同。

十一,民间与大众趣味、地摊读物

大众趣味、地摊读物皆与市场相关,与市场的权力和诱惑相关。如果认为民间不仅是与体制相对立的概念,那么它相对于体制的抗争、互不相容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在体制与市场之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作为权力因素的市场成为体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像西方话语优势成为体制与市场的对手一样),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民间与体制的冲突已转化为市场与体制的冲突。如前所述,在三元对峙的局面中民间既不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一元,亦不能投靠三者之一,从而找到自身的出路。因为,所谓的对峙抗衡一概发生在力量对比和权力争夺的层面,而与文学的艺术目的无关。

将民间等同于市场(大众趣味和地摊读物)即是取消它的艺术目的。既然取消了艺术的目的,在此谈论市场和体制对文学而言的优劣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看到大量的对市场的批评、论说、描绘和主张都是离开文学理想这一根本前提的,因此尽管观点新颖,言说精辟,文章也不乏华彩,但一样是无的放矢的空谈,除了证明学者们个人的学养和趣味便一无所用。如果在这样的谈论中无一例外地宣告了文学的死期、它的寂灭和在未来商业技术社会里的万劫不复,论说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危机又有何必要呢?在此历史研究的框架中并不能找到文学的出路,它的精神本质、与人心灵的深切关系也得不到丝毫的理解,关键是对文学的现实与未来毫无帮助。我认为,有责任感的专业人士应具有的恰恰是对文学的敏感,真实的而不是假装的热情。应该大声疾呼,超越历史研究地阐明文学的价值、意义以及跟踪具体历史环境中具体的写作、具体的个人以及具体的不合时宜的作品。还是那句话:在历史的选择面前个人(写作者包括学者评论家)该如何选择?是加强和认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以求随顺?或是奋起反抗,为文学和艺术的保存、延续和自由创造在现实和未来中争取更大的空间和余地?认定历史之恶是容易的,认定它的强大和必然是容易的,认定文学在一个权力抗衡的世界里几无存身之地也是容易的,困难是相反,是为人类的精神价值和人心的需要所做的也许是无望的斗争。民间并非出自幻觉虚构,它由具体写作者的创作实践和无畏的斗争所构成,它不仅需要食指、胡宽这样的诗人,王小波这样的小说家,也需要具有真正独立精神和艺术热忱的批评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在谈论市场与西方文化奇观为时尚的今天,是否有人愿意将他的目光转向民间?转向那未明与喑哑之处?

十二,多元化格局中民间的意义?

所谓文学的多元化是在历史研究的框架中谈论文学,它确认的是文学的相对价值、相对意义。在这样的谈论中多元化本身成为绝对之物,这恰是从事文学的专业人士和真实的读者应该反对的。一个有理想的作家、诗人岂能不相信文学的绝对价值?岂能不相信它的绝对标准?不相信文学的真伪之别、优劣高下之分?一位出自心灵需要的阅读者岂能只以识别文学作品的风格差异为最终的满足?关于文学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认识出自完全不同层面的理解,这一点永远不应混淆。

在历史研究的层面,文学的相对性是前定的,一如在创造和审美的层面绝对性是前定的一样。在历史研究的层面,文学的价值意义出自它的社会功能、在文化格局中所占的份额,出自它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对比。

多元化在此是大势所趋,是自由开明社会的必要保证。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赞成文学的多元,赞成竞争、交流、共同发展和相互制约,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在此历史研究的层面,即便是在这以文学的相对性为总体前提的多元化局面中,也应该承认以文学的绝对性为其前提的其中的一元。总体的相对性从原则上说理应允许其局部的绝对性,否则这相对性就是虚妄的,是以相对性窃取绝对性的地位。在理论界的言说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相对性对绝对性的僭越,将多元置于不可动摇的绝对位置,以取消坚持文学的绝对性之一元。对民间的责难与不宽容正是来自于此,而不是相反──像人们乐于谈论的那样:承认文学的绝对价值、绝对标准,承认文学的真伪优劣之别就是对多元化局面的否定。到底是谁在否定谁?是谁在试图剿灭打倒谁?问题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赞成历史研究中的多元化角度,并不意味着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在文学欣赏和阅读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放弃作品真伪优劣之别的判断。从多元化的局面中并不能得出文学的绝对价值、绝对意义,情形恰恰相反,以多元化作为绝对根据的人得到的只能是文学相对化的结论,在此前提下产生的所谓文学只能是妥协、暧昧、投机和虚弱的产物。一个好的作家、诗人,一个好的真实的读者并不是一个世故的富于精良技术手段的社会历史学家,他必须相信绝对,相信文学的真伪优劣之别。尽管他的信念得不到有效的支持,表达往往词不达意,但他必须这样相信,必须这样体会,个人的成败和作品之于社会历史的意义只能是相对的、不重要的和非根本的。由此他才能进入一个本质性的与心灵相关的创造领域。这一领域拒绝一切历史研究方法的约束,或者历史研究的有效性到此止步,有所窥见也只是皮毛,难以深入其精神核心。

总之,在多元化已成定局的今天,民间坚持的正是这文学相对化整体情势下绝对化的一元。它不反对其它的数元,甚至表示理解,但在艺术创造和文学审美的层面则坚决反对相对化和本质上虚无市侩的倾向。反抗出于迫不得已,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

十三,伪民间

伪民间即是将民间作为一种利益场所,作为获取和维护权力的一种手段、方式、工具和过渡。它丢弃的是民间的本质,即独立精神和创造性的目标,徒有其表,是标识性的表面化的躯壳。在多元化的格局中充当相对性的一元,与其它数元勾连一体,强调其间的互动性和相互制约。伪民间即是将民间理解为个人奋斗和成功的某种起点,所实现的是成者为王的道路。九十年代跻身于主流话语的部分诗人所理解和实践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民间,并不能因为他们煽动性的现身说法,这样的民间就成为唯一真正的民间。

民间并不以个人的得失成败为转移,它不以对具体写作者而言的安身立命和发展的有效性而存在,并不能在某些人需要它时便成立,不需要时便不复存在。真正的民间是永恒而持久的。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是平庸无能者的聚集地,相互取暖的慰藉性场所。不得志的平庸者所依附的民间不是真正的民间,它自生自灭的状况出于迫不得已。出于病态心理的自我感动者所标榜的民间也同样可疑,它关心的仅仅是个人的荣辱、身价和尊严,虽然采取的是拒绝者的姿态,但其清高、道德感和自命不凡的所谓贵族化倾向是很成问题的。

综上所述,伪民间即是:一,将民间作为一种权力手段的运用。二,将民间作为不得志者苦大仇深的慰藉。三,将民间作为自我感动者纯洁高尚的姿态。以上三种理解,既是来自民间内部的也是来自其外部的对民间的歪曲、误解和避众就轻,以致最终取消了它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与其对照,真正的民间即是:一,放弃权力的场所,未明与喑哑之地。二,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利(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不屈的斗争。

十四,民间的未来

只要文学一息尚存,只要人们的心灵还需要艺术的慰藉,只要人类对美的感动和自由创造的热情不至枯竭,只要妨碍以上要求的压力与日惧增(在一个商业技术知识和传统权力为主导的社会里这是可以想见的),民间作为维护、保存、延续和酝酿文学创造活动的必要和基本的场所、防线就永远不会消失。尽管其具体形态、表达方式在未来社会里会更新变异,尽管它的精神核心会更柔韧或更坚固或更隐晦,但它的存在是不可动摇的,也不容偷换。让我们这样相信,这样努力,这样斗争。

必须提请民间内外人士注意的是:民间并非是一个内囿性的自耗场所,虽然它坚持的是文学的绝对标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在此并无妥协商量的余地),但它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并不内敛,它的方式是多样的,并不单一,它的活动是广大的,并不狭隘,它的气氛是欢乐的,并不阴郁,它追求的是绝对永恒,并非片刻之欢。
                              1999.10.25─1999.11.12


源地址:http://www.xici.net/d31377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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