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 录：尘土中出生
在我的想象中，莫言生长于一个神鬼出没、仙灵成群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吃苦耐劳，精神乐观，得过且过。乡亲们见惯了生生死死，哀哀乐乐，贫贫富富。大人们与土地庄稼为伍，渐渐衰老；小孩子与河汊湖泊飞禽走兽为伍，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老人历经沧桑性情淡然，在历史故事中眼神迷惘。 三百年前，在莫言故乡北边三百里地的淄川，落第秀才蒲松龄摆开龙门阵，酒茶待四方，有故事的讲故事，没故事的默默沉思，不管南来北往，大家都是好兄弟。在蒲松龄的神魔小说世界里，一切生灵事物都息息相通。现实和想象相通，未来和过去相通，人与鬼狐相通，仙境与俗世相通。 一直活到七十多岁，蒲松龄仍然是一个口若悬河、舌头生花的落魄秀才。 在莫言故乡西边的郓城县，八百多年前，一个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县城小官押司宋江，率领一帮愣头愣脑、没心没肺、心狠手辣、快意恩仇的好汉占山为王，盘踞水泊梁山，整日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做成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是一个人杰地灵、故事成山的地方。 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宋江，每个人都是蒲松龄。他们的故事，流淌在祖祖辈辈的血液里，飘荡在村头村尾的参天大树上。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农历乙未，正月二十五，属羊。 这是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平安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 莫言另外还有一个生日：1956年3月25日，他使用这个生日，实现了逃离乡村的梦想。 就像很多同代人一样，莫言的两个生日中，前一个是他诞生的真实记载，后一个属于社会性的需求。这种误差的背后隐藏着有趣的、带有浓重历史印记的秘密，似乎暗喻着莫言的双重生存姿态：精神王国里的君主和现实生活中的仆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很重要，从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人的人生走向，未来的前途。可惜的是，莫言的母亲记不清他出生的具体时辰了，只记得是鸡叫头遍，天将破晓的时分。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大家庭里，像莫言这样一个迟到者，又不是贾府里的贵公子贾宝玉出世，有些事情也就含含混混，将就过去了。 这时春节刚过不久，关于财神爷、饺子和鞭炮的记忆，关于各种祝愿和憧憬，都还在生活中弥漫，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村民还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之中。严寒笼罩大地，春耕尚未来临，万物仍在蛰伏。母亲腹中的莫言，却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刻，蠢蠢欲动。 高密东北乡地处平度、胶县和高密三县交界处。上个世纪初，这里还蛮荒一片，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平安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几十栋土墙草顶的房屋稀疏地偎依在胶河的怀抱里。
村庄虽小，村中央却有一条宽阔的黄沙大道，道路两旁杂乱无章地生长着槐树、柳树、柏树、楸树和几棵一到深秋便满树金叶、不知其名的树。村里有一座天主教堂，夹杂在村户房屋的中间，教堂顶上尖尖的十字架直插苍穹，似乎隐秘地在跟上天交流着关于东方这个神秘国度里苍生的消息。这是已经完全中国化的教堂——莫言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里一开始就写到了这座教堂，写到了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待在中国，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高密话的瑞典神父马洛亚——天主教堂以其特有的神圣、执著、友爱和怜悯，在上个世纪深入到古老中国最偏僻的村落，甚至钻到了万山怀抱的云南怒江深处。来自万里之外北欧瑞典、挪威的神父们，在大山中不辞劳苦地传递上帝的福音，越过一座山需要花费三天的时间。这些上帝的选民，有着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在天之父，为了拯救众生，满怀着天主的大爱，冒着生死未卜的危险传教布道，同时还把一些医疗知识传授给当地的民众。很多神父最后死在大山深处，为自己所传播的天主教事业鞠躬尽瘁。 在高密东北乡平安庄，这样一座天主教教堂，历经了风风雨雨，已经融入了村民的记忆深处。那些目不识丁的乡亲们一度在教堂里虔诚地唱着赞美诗，让自己的灵魂与天主同在。 后来，村民们被强迫信奉了另外一些神灵，这座教堂就变成了一种令人疑惑的陈迹了。 平安庄的黄沙大道一直向东延伸，蜿蜒出村外，变成了黑色的泥路。黑色的泥路弯向东南，连接了一片草甸子。春天，这里绿草如毡。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小花朵，宛如这毡上美丽的图案。草甸子里有叫声婉转的鸟，有快如闪电的脱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在蓬勃地生长。这些动物和植物，日后都成了莫言的朋友。 在平安庄外面，围绕着大片大片的黑土地，闪烁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圆形池塘。这些池塘，在夏天雨季来临时，会泛滥成灾，形成另外一种景观。过了墨水河，南岸，就是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地。在这片神秘的、煽情的土地里，上演过无数真实与虚假、激情与冷漠的故事。莫言对这种有着巨大反差的故事情有独钟。他喜欢在大爱大恨中叙述，在大悲大喜中表达，在虚虚实实中想象。在很多文章中，莫言的家乡，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与故事萦绕的国度。儿童时代所听到的蛙声虫鸣，穿过三十年的雾障，令迷失在城市高楼大厦里的莫言如聆仙乐；儿童时代所目睹的彩色草甸子和花团锦簇，令徜徉于大大小小胡同、置身于蚁行市民之间的莫言心明眼亮。他一旦想通了这点，就打通了自己的奇经八脉，变成了一个通人：通向记忆中色彩缤纷的国度的一个归人。 莫言的写作，在姿态上是回归的、后退的。他要后撤到记忆的深处，在 “渗透到岩石中的声音”里顿悟，禅定。 在莫言的儿童时代，水是浩大的记忆。他对家乡“马头一样的河水”的表达，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深刻共鸣。 在黄河中下游所覆盖和延伸的平原地带，在黄河口忽南忽北、造就水泊梁山也湮灭水泊梁山的广大区域，河水都高于平原，是地上河。这是一种特别的景观。黄河沿岸的村民，千百年来都有出劳力去堆垒坝岸的义务。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漫长的历史尘埃之中。 疏浚河道，建筑坝岸，抵御洪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成为北方中国隐秘的集体无意识。圣人出，黄河清。或者，黄河清，圣人出。那些在历史中早已经化为尘灰的无数庸众，一次又一次地从河道里挖出令人惊奇的石碑，上面写着任由别人解释的文字。他们被这些从地底深处出现的，像水浒梁山那样从天空中裹着火球降临的巨大能量镇服。对这种神秘力量的解释，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席卷北方中国的大风暴。风暴到处。哀鸿一片。整个中原大地，就在这种水与火的磨炼中，野火烧尽，春风吹生。一代又一代的百姓，懵懂无知地生存着，不是被皇帝所管辖，就是被流寇所主宰。这样的洪流，使得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中原。最终满目疮痍。 黄河大水，不仅是民生中的灾难，也往往被解释成某种天意。 莫言出生时，他们大家庭里已经挤满了一大堆人口。爷爷奶奶、没有分家的叔叔婶婶和大他四个月的堂姐一家、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大姐，共有十人之多。后来，莫言的婶婶又生了几个比莫言小的男孩，这个家庭就变成十三口人的大家庭了。 莫言的母亲把他生下来，除了给家里增添一张似乎永远不能餍足的嘴巴之外，并不能给这个大家庭里带来多大的快乐。莫言的童年记忆不算美好。饥饿和孤独，是莫言那个时期大多数同龄乡村孩子的共同记忆之一。（P1-4）
◎目 录
第一章 饥饿年代
尘土中出生
活水的记忆
土地与家族
饥饿的孩子
嚼嚼的权力
身份的暧昧
食草的家族
历史的暗示
乡村的光影
第二章 求知年代
精神的粮食
虚伪的教育
神奇的右派
恐怖的老师
精神的囚徒
造反的道理
人生的导师
快乐的阅读
情爱的教育
劳动的训练
第三章 出走年代
美好的食物
土地的唾弃
柔软的棉花
城市与乡村
好铁也打钉
弟走从军行
藕断的逃离
螳螂和车轮
战士级教员
古董级战士
第四章 激情年代
艰难的提干
长城古道边
初访编辑部
魂梦的故乡
野性的风景
曲线上大学
秋收百斗谷
一起拔萝卜
罪过与惩罚
东北乡考古
内心的秘密
第五章 收获年代
强盗的颂歌
历史的鬼魅
时代造英雄
不死的父亲
红高粱般红
欢乐的苦闷
人格的蠹虫
叙事的浅滩
小说的敌人
沸腾的土地
脑袋的矮人
左手禁右手
后 语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莫言生平年表
莫言主要研究资料汇編
莫言评论文章主要篇目
◎编辑荐语
莫言说自己小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取石匠女儿当老婆。 这种理想，现在看来比较“低级”，在当时那个连过年都吃不上饺子的年代，却无疑已经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想象力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对自己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逆来顺受的普通青年农民，谁会像他这么狂妄呢？ 本书是关于介绍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莫言先生的评传。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关于介绍曾出版《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红耳朵》及《传奇莫言》等著名文学作品的当代小说家莫言先生的评传，书中按照时间顺序共分为：饥饿年代、求知年代、出走年代、激情年代、收获年代五个部分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
◎作者简介
叶开，原名廖增湖，广东廉江人。199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为《收获》杂志副編审。著有长篇小说《口干舌燥》、《我的八叙传》、《三人行》和小说集《秘密的蝴蝶》等。
◎前 言（作者：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在三年前出版过四本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再接着往下出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我作为主编，并未积极响应，我知道，不少名作家对于过早出版自己的评传还心存疑虑，而要找到可以信任的评传作者，更非易事，约稿计划就被我耽误了下来。感谢策划编辑杨莉女士的坚持，她的敬业精神，使我确信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几个月来，当我陆续读完这几本评传的校稿时，更是坚定了这一看法。我自思对莫言、韩少功、余秋雨、张炜这几位作家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我大多读过，和他们见面交谈的次数也不算少，但没想到，这几部评传还是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固有认识。以前读他们的作品，多少是有一点抽象的，现在结合他们的人生，重读他们的一些作品，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越发相信，以评传的形式来谈论一个作家，或许是当下最值得探索的话语方式之一。 我一直不太欣赏那种脱离作家主体单一评论作品的文字。我当然知道，文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是讲作品背后要有人的性情和胸襟，中国的文学和中国人的人生是互相参证的，所以林语堂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硌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确实，中国人的人生，在许多时候是追求诗化、艺术化的，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这种人生的参照，多半就是文学了。 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是描写人生、理解灵魂的；作家笔下的人生，必然和他自己的人生大有关联。知人才能论世，知人才能论文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平时在阅读作家作品之余，一直很留意作家的书信、札记或采访——这些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往往会成为我了解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通孔。如果读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这样的了解就更全面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不知是出于谦逊还是出于避讳，很少写自传性文字，难道他们的人生素材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尽了？我看未必，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写作自觉而已。 这套丛书中的传主，都生于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他们的人生，可谓是共和国历史的生动见证，尤其是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那些在苦难、惊恐中所夹杂的激情和理想，恐怕是下一代人所难以想象，也无从经历的——这些人生感受的直接讲述，有时可能比穷尽心力的文学创作更有价值。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重。那么，一段真实的人生呢？我是特别有兴趣去了解作家的人生历程的，对每个作家的出生地更是悠然向往，我相信，一种文学气质的养成和一个地方的地气是有关系的，一种写作和一种人生也必然息息相关。但据我所知，这四位传主，除了余秋雨写有“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外，其他的，都没有正式写过自传性文字，而他们这几个人的人生，又恰恰都是有一点传奇的——莫言笔下的童年记忆，韩少功住在乡下的生活，张炜在松树林里的书院写作，包括余秋雨的风雨人生，都具有一般作家所没有的传奇色彩，让人充满遐想。尽管加缪说，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可是，在今天这个虚构和谎言遍地的时代，我们缺的，也许正是可靠的讲故事者；以自己的人生做底子的讲故事者，就更少了。为此，我平时是很愿意读一点别人写的自传或回忆录的，这些文字，或许有美化传主自己的嫌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用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里的话说，“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只要我们能从那些自叙性的文字中找寻到一些有价值的碎片。从而观察到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特殊关系，这就够了。至于记忆是否有偏差，对事实的描述是否有选择性等，实在是不必认真追究的。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的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 ——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加缪还说，不在于生活得更好，而在于生活得更多。 当我分享别人的人生时，会特别留意那些别有意味的细节，以及作者在回忆过程中的复杂心理。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回忆就是想象力”— —这话是在提醒我们。任何人的回忆都不会是记录历史真实的可靠文本，它只能是想象的文本，是作者想象力的一次语言旅行。假如你渴望在这些回忆中核对历史的真实，你也许会失望，但当你试着进入作者的这些想象时，你也许就会有阅读的快乐。克尔恺郭尔还专门辨析过“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而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回忆有时比记忆更有价值，精神的真实有时比经验的真实更为重要。 自传作品的意义，就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了。胡适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到处劝人写自传，目的正是希望能以此给史家留下点有用的、真实的材料。他劝过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也劝过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高梦旦等人，但其中的多数人，都未及写出自己的个人故事就辞世了，为此，胡适一直“引为憾事”。胡适自己还曾示范性地作了一篇《四十自述》，并在序言里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给文学开生路”云云，当然是和当时的文学环境有关，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了，但基本意思我以为是没有过时的。只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困境和胡适时代是一样的，那就是作家都不太愿意写自传，很多材料便无从留下来。 那就换一种方式，改用评传吧——评传也记述作家的生平，只是换了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同时带上了第三者的评价，这就不局限于写作家的人生了，而是把作家的人生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谈，从而具有了文学研究的意味。 我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评传写作，当做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方式。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唐搜先生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确实，阔大而空洞的文学史书写，未必会比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更有价值。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所要张扬的，正是个案研究的精神。它所要面对的，是当代文学领域里的重要作家，这些作家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如同一个个有重量的石头，沉潜在洪流的深处。我们该如何接近这些石头般的坚定存在？评传显然比单纯的传记更具说服力。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传”与对作品的“评”并重，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做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做到“传”的亲切、真实、全面、丰赡，“评”的客观、公正、系统、权威；“传”与“评”相互对照，相互解释，从而达成和一种文学、一种人格进行深度对话的可能。 既是和传主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这两点，正是我当初策划这套丛书的核心意图。我记得自己在和各位作者沟通、以确立此套评传的写作原则的时候，专门引用了鲁迅在《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里的一句话：“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鲁迅当时说这话，痛指的是中国人被外国人所描写的情景，但借用来形容现在的传记作品都成了以描写和虚构为能事的叙事文学，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为了避免这套丛书所择定的传主也面临“被描写”的处境，我要求作者以“评”带“传”，凡涉及“传”的部分，写的只能是一些基本事实，拒绝任何的编造和文学加工。 我想，这样的评传，读起来即便不是字字信史，但在观察、理解传主的作品和心灵上，却有着更值得信任的坦诚和客观。 从一种人生际遇里来体察一种文学的生成，这正是评传写作独有的优势。 这次被评的这几位作家，在当代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了，有关他们的作品评论，少说也以百万字计，很多我也读过，但坦率地说，雷同之处甚多，个性文字日少。为什么？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都过分拘泥于作家的文学世界了。他们以为文学是独立的、封闭的，有着自足的审美空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幻觉。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它还得长于存在的剖析、精神的追问，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显得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和非文学世界(人生世界)有着隐秘的联系。假如一个研究者不能察觉到这种复杂的关系，他抵达的就必定是作品的表层。因此，文学研究既是一种艺术分析，也是探讨一种精神关系学，二者缺一不可。 评传写作所综合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它向我们重申了那个简朴的真理：作家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造、彼此影响的。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也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只是，理解这些景象的隐秘路径，往往藏在作家这个独立而复杂的灵魂标本里，它需要有人去发现。 在我看来，孔见、栾梅健、叶开、周立民这四位出色的评传作者，扮演的正是这个发现者的角色。近两年来，他们为深入一个作家的灵魂世界所付出的辛劳，我作为丛书的主编，最是清楚，也至为感激。 同时也要感谢几位传主作家和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没有他们的配合、辛劳和督促，这套丛书的出版，很可能至今还流于空谈。
2008年3月12日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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