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经》的〈传道书〉中有一段萦绕我脑海里长达20年的文字：“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依旧存在；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终归初升之地；江河都往海里奔流，海却永不满溢，江河从何处发源，仍将归往何处。”在万物从不改变的世界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嬗变的时代里不断改变自己，以便更好地在现实中搏弈，甚至同流合污。

这些年来，每个人或许都曾多次改变自己的职业身份，其中总有值得夸耀的经历，或者是所谓事业的顶峰。而对我来说，最刻骨铭心莫过于诗人的称谓，而对于拥有同一称谓的人，始终怀有亲切和纯粹的情感。

1．徐敬亚：老牌的闲云野鹤

非典肆虐的2003年晚春，我的左脑也隐约地疼痛起来，曾一度猜想可能得了脑瘤之类的不治之症。自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马不停蹄地奔波于生命的旅途上，似乎没有任何停歇。在去上海参加公司管理会议的飞机上，我偶然从耳机里听到久违的伤感音乐，人生不能重复下去，瞬间我就下了迟疑许久的辞职决心。离开充满传奇色彩的投资银行后，我与朱凌波一同回到我们共同的故乡黑龙江，在哈尔滨与徐敬亚汇合。之后我们乘着当地朋友的越野车，躲过公路上的非典检查哨所，前往牡丹江。那是一次逃避压抑的旅行，非典把我们圈在各自的城市，而天性唆使我们必须出走。

临近牡丹江时，天已黑了下来，徐敬亚站在旷野上，这个老牌的闲云野鹤凝视远方的瞬间，让我想起20年前的同一个季节。1983年，他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地震，文化界迅即展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在徐敬亚所在的长春更是翻起波澜。当时我是在校的学生，算作1980年代学院诗歌在东北的践行者。吉林省作家协会为了肃清流毒，特别邀请李梦、黄云鹤、包临轩和我，以及其他在校的诗歌作者参加了专题批判会议。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诗人慷慨激昂，提到政治的高度，对徐进行批判。其中也有惋惜的表态，对长春出了徐敬亚，表示遗憾和无可奈何。回到校园，我和包临轩联名给徐写了“你坚定地往前走吧！在你的身后聚集着属于未来的我们”的短信，表达我们期待未来的心情

徐敬亚当时在一家民俗杂志《参花》当差。之后我和包临轩去看他，徐似乎还很镇静，穿着牛仔裤脸色凝重地面壁无语。多少年后，我们知道了1984年3月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检讨文章，承认自己“受当时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很深，使这种探索和评价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最初只是过关之用的文字，在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报刊载，然后转载，据说老徐还领了稿费。对于徐的妥协，我已经能够理解，现在我只关心他领了不菲的稿费后，究竟花在什么地方。

徐敬亚是可爱的老顽童，他的率真和狂野在年龄渐长的脸上，已经相当的收敛。移居深圳之后，他利用《深圳青年报》，策划和鼓动了极具颠覆意义的“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共集合和催生了近70个流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歌格局和方向。除了北岛、江河、芒克、多多、舒婷、杨炼、顾城、骆耕野、梁小斌、王家新、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等老同志外，杨黎、周伦佑、何小竹、吉木狼格、郭力家、于坚、韩东、小君、丁当、小海、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廖亦武、欧阳江河、王寅、陆忆敏、李亚伟、黄灿然、吕德安、金海曙、梁晓明、朱凌波、孟浪、李笠、西川、岛子、马高明、海子、邵春光、姜诗元、蔡天新、孙文波、黄灿然、默默、冰释之等一大批新锐诗人体面地亮相与中国诗坛。“大展”是中国新诗出现以来，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把青年诗人集合在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壮举，也是上个世纪末中国诗坛最有价值的活动盛事。或者可以说，“大展”是中国诗歌一个阶段的终结，一个多元时代的真正开始。

徐的智慧不完全在诗歌上，他的策划天赋和煽动能力，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圈地运动中让他也有不菲的收获。但他注定不会成为财富人物，因为诗歌已是他一生最显赫的资产。王小妮在《徐敬亚睡了》一诗中，是这样描述敬亚的：“狂风四起的下午/棕榈拔着长发发怒/我到处奔跑关窗关门/天总是不情愿彻底垂下来。/徐真的睡了/疯子们湿淋淋撞门/找不到和他较力的对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唐亚平的黑色系列、伊蕾的单身房间、翟永明的女人节选，都在诗坛上起过波澜。而先期出道的王小妮则不露锋芒，朴实的文字中处处闪现智慧的光芒。在吉林大学的1977级中文系里，1979年4月成立的赤子心诗社的7名成员中（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刘晓波、邹进、白光、兰亚明），王小妮是惟一的女性。据传闻，为了能和小妮缔结恋爱关系，徐敬亚和吕贵品在一家小酒馆里进行过严肃的谈判，最后徐消除戒备和疑惑，大胆地宣告诗人婚姻的诞生。

王小妮是始终常青的巾帼写手，在女性诗人的群体中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二十年来的诗和文，不断地超越自己，在各种获奖的名单里不经意总能发现她的名字。“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我/我和阳光站在一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2003年，在深圳青春诗会期间，林莽邀请她和舒婷作为老同志的代表，和我们一起参会。从她俩质朴的外表上，就像是邻家大姐，谁能看出她们拥有绝代的才华。徐敬亚对小妮的诗和散文不分场合地推崇和赞美，丝毫没有受到夫妻的约束，在众多场合下，徐总是心悦诚服地畅谈王小妮。记得老芒克50岁生日时，“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刘波在天伦王朝饭店里举行了小规模的酒会。芒克和敬亚尽兴畅饮，席间徐已醉意呈现，在谈到当今优秀女诗人时，徐高声提问：知道是谁吗？旁边的一个女服务生经过老徐一晚上的熏陶，尖声回答：王小妮！敬亚一脸的喜悦：我靠，天下人都知道呀！

2．吕贵品：不死魂灵的天然诗人

中国的诗歌界患有严重的健忘症，一些美好的名字被淡忘得没有痕迹。吕贵品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我一直以为是诗歌评论界的一件憾事。当年他在《旧房子》里似乎对这种情形已有预感：“早晨他走近人群/有一只蝙蝠从他耳朵里飞出/那些有关墙上人影的可怕传说/使他自豪：自己是个瞎子。”

贵品是把诗写进生活里的高手。当年回乡省亲，骑着自行车与几个流氓地痞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便无故被军刺穿透肝脏，血几乎流尽，经抢救重回人间。郭力家当时还在长春当着警察，义无返顾地奔向通化，虽然没有抓获歹徒，但也给濒临死亡的吕带来些许安慰。吕是大难不死之人，深圳的家里，除了大量影碟和经常更新的音响外，还豢养着两只硕壮的藏獒，其中一只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向贵品发动无情的攻击，咬破他的动脉。如果抢救不及时，吕贵品的灿烂只会定格于永恒的回忆里了。

2004年9月，吕贵品约我一同前往钦州，在去南宁的路上，他谈起构思的《蝴蝶》诗剧，顿时让我再见到激情的吕贵品。同行的Jane不断地赞叹吕的人格魅力和诗人风范。贵品的智慧、本色和空灵，大都消耗在所谓的创业里，虽然在欲海横流的现实世界里，他积累财富的能力得到了足够的印证，但还是不停地奔波。他是个相当率真和实称的兄长，丝毫没有商界世故的做派，不管是谁请客，只要他在场，总是掏钱结帐。他在经营的平台上演绎了很多别人不曾想象的故事，比如把湖南湘酒鬼酒厂的酒密封在山洞里，然后加大宣传力度，同样的酒却以翻番的价格出售。也许商界更需要创造和奇想，他不顾身体的伤痛，现在又奔赴宁夏，此时可能正在沙漠边缘，手捧古兰经，在伊斯兰的天空下寻找商机呢。

无论怎样折腾，贵品留给我震撼我的还是他的诗歌。前几天他和麻光在上海打电话给我，依旧为他的酶制酒精而奔波，按理说，他已满身创伤，或者说是腰缠万贯，但天生的冲动使他的大脑总是陷入亢奋之中。严重的糖尿病并不影响他喝酒，有时真担心他一命呜呼，但冥冥之中，又感觉上苍之手似乎总在牵着他，因此，只要他还活在人世上就给我们留下许多可能。

现在贵品相当热衷于即兴做诗的状态，他说诗歌可以无须落在文字上，随意的意象就能出口成章。诗不需要刻意创作，相反瞬间的感觉可能会产生千古绝唱。为了验证他炉火纯青的即兴功底，不久前的晚上他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咖啡店里，朗诵了不少精彩的篇章。

3．北岛：我们的诗歌精神先驱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北岛的名字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诗歌精神的启蒙。正像2004年郭力家在长春见到北岛时所表达的那样：你就是北岛！我恨死你了！如果当年不去追寻你的足迹，我怎么落得今天这般地步！

北岛是目前中国诗人中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尽管时间和空间让他远离故土，但在中国诗坛和文化界所具有的影响力，恐怕还无人出自他的左右。他的充满激愤唾弃和理想追寻的响亮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另一位朦胧诗代表诗人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始终是传诵最广，影响最大的新诗名句。特别是北岛丰富准确的意向，尖锐深刻的思想，复杂多变的技巧，以及在重视意境和谐的同时经常有令人叹服的警句出现的独特风格，一直让我感到他的高不可攀。当年我们高喊PASS北岛，无非是想超越北岛，完成一种传承。

被同代人称作“老木头”的北岛，自1988年起，已经在海外漂泊了近20年了。2002年12月，在上海见到阔别祖国多年的北岛时，我和李占刚的心中都有着莫名的激动和辛酸。那天还有严力，这位历经《今天》和星星画派的前辈，亦书亦画，永饱青春。严力的气质和风度，以及鬓角隐现的银发，永远让我有一种贵族的感觉。“请还给我整个地球/哪怕已经被你分割/一千个国家/一亿个村庄/也请你还给我。”在美国，严力的《一行》诗刊可谓是汉诗不灭的火种，尤其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不可替代的诗歌载体。最近一次见北岛，是在李陀家附近的咖啡馆里，闲聊时我大谈进入图书出版领域的打算，他一直微笑倾听。当晚他赶赴机场离开祖国，以为很快能够再见，却始终没再回来。“我们终将迷失在大雾中／互相呼唤／在不同的地点／成为无用的路标”。

最终我放弃了投资图书出版的冒险计划，因为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让我不知所措，而他似乎是无奈地延长“对着镜子说中文”的时间。对北岛，以及有幸多次见到的食指、芒克、林莽等诗歌兄长，我始终心存感动和敬重。在当时，他们是我们的引领者，让我们患上热爱诗歌的怪病，而这种病一旦染上，终生无法治愈。有时真想生活在久远的年代，哪怕是民国时期，战乱纷争，却可以战死疆场，痛快的生与死，远比现在不温不火的生活更有意思。精神已经苍白，财富的搏弈中，名利双收似乎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惟一尺度。

4．林莽：白洋淀诗歌的守望者

林莽是一个有着底蕴深厚、宽以待人、值得信赖的诗人。我一直以为，在林莽的名头上加注任何称谓，似乎都没有“白洋淀诗歌的守望者”更为贴切，因为白洋淀和他无法分割。在《我流过这片土地》诗集中，他写到：“白洋淀有一批与我相同命运的抗争者，他们都是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年轻，他们还没有被生活和命运所压垮，还没有熄灭最后的愿望。他们相互刺激，相互启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氛围。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诗人都曾与白洋淀有过密切的联系。那儿交通不便，但朋友们的相互交往却是经常的。在蜿蜒曲折的大堤上，在堆满柴草的院落中，在煤油灯昏黄的光影里，大家倾心相予。也就是那时，我接触了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2005年的晚夏，我随林莽、吴思敬、刘福春等人陪韩国的学者一起去了白洋淀，在蜿蜒的河道里，体验前辈们的诗歌精神，有着一种源自内心的敬重。在芒克当年插队的小岛上，见到芒克当年的邻居，我领略了前辈们在乡亲心中的位置，更深切地体会到在1970年代初期，他们业已开始的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

“心灵的闪光来自对什么的渴求/湖泊在黄昏的余辉中/是有一种欲望来自沉郁的岁月/一封信、一首歌、一个无言的请求//当我走过那些河岸和落叶堆积的小径/被一个无法实现的允诺缠绕了许多年//那影子已化为低垂头颈的天鹅/有时我梦见/在一片遥远的草滩上/那只神秘的大鸟正迎风而舞”。在白洋淀出身的诗人中间，林莽的诗即便在癫狂的年代里始终表现出独有的安静，更多的是内心独白的心灵诗篇，但又不缺乏印证时代或超越时代的诗歌精神。

在现实中，林莽总是相当低调，始终在推动和推动诗歌发展上默默地做着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别是保护和整理诗歌的遗产，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的印象里，这位白洋淀的先行者一直照应食指，特别是前些年凡是有机会在公众场合见面，林莽和食指几乎总是同来同去。2005年1月，我在长春见到张洪波，也巧遇了未曾谋面却做了我诗集《有鸟飞过》的责任编辑马合省。张谈起当年与牛汉、吴思敬、芒克、宋海泉、甘铁生、史保嘉、刘福春等人一起回到白洋淀的曲折经历。

被林莽等人称为“老爷子”的牛汉先生，在八十年代曾主编《中国》杂志，在更远的时间里因为胡风事件曾被株连。2000年1月，在北京诗界迎春会上，牛汉作了“感谢苦难”专题发言，他的刚直不阿、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让个别著名诗人如坐针毡，更令近百位与会者为之感动。

财部鸟子是日本很有影响的现代诗人。1994年，她委托我与国内诗人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日本群马是世界诗人节。本来是组委会想请北岛，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最后我还是给心目中纯粹的老诗人牛汉和邵燕祥发信。由于名额的限制，最终牛汉先生与会，并做了基调演讲，博得与会者的盛赞。财部鸟子每次来京，似乎都要拜访牛汉先生，记得有一次风大天冷，近80岁高龄的牛汉竟然骑着自行车前来，从十里堡到地安门，一路上老人逆风而行！ 

5．张诗剑：香港诗坛上的植树人

2006年4月，我得到香港作家代表团莅临沈阳的消息。在乍暖还寒的晚上，我出现在他们下榻的酒店大厅，这让张诗剑和陈娟夫妇特别意外，并真情相拥。时间过去整整二十年了，自1986年离开香港后，我就再也没有与他们相见，但张诗剑在我留学时曾给我特别重要的帮助，始终心存感激。

当年去香港之前，楼肇明嘱我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拜访张诗剑，说他是香港诗歌沙漠的植树人。《昙花梦》的作者陈娟和置身于香风迷雾而不惑的张诗剑，被称为“香港文坛的夫妻档”，他们能把文学一直坚守到现在，且创办了《香港文学报》，确实让人敬佩。

记得我们约好了在九龙城道附近的好运酒楼里见面。在赶去的路上，内地很少见到的双层巴士和出租车风驰电掣地急驶，各种各样的彩色广告牌沿街排列，让初到“花花世界”的我总是眩晕。我提前赶到，在酒楼下的书摊上随手翻看杂志，哪里有诗啊！文学被拜金主义和纵欲主义浸染，赤裸裸加血淋淋，充斥彩色版面。一场短暂的阵雨之后，一位穿着白色衬衣的中年人出现在我的视野，看清他手中拿着《香港文学》杂志，我便迎上前去。

在酒楼里，诗剑先生谈到他初到香港时，为了谋生，从过商，打过工，甚至当过体力劳动繁重的建筑工，可谓是饱尝到了香港社会的酸辛冷暖了。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背叛在大学时就眷恋的诗歌，反而更勤于笔耕，大量的作品是目睹香港现状后写成的。那时，他的诗歌作品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即对大陆的深切惦念和热爱，对香港社会的冷眼剖析。他认为诗的灵魂应该是“爱与恨的旗帜”，决不是随心所欲的玩具或摆设，是对崇高思想的执著追求。

从他那里我还了解到台湾诗歌的一些情况，并得知余光中已经结束了“沙田时期”，在“老来无情”的低吟中回到台湾。正是因为他的介绍，我之后的晚上基本上在天地书屋里度过，第一次看到台湾的《蓝星》诗刊，并在数年后成为它的作者。我向他介绍内地的“第三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饶有兴致地倾听，当即他就让我写一篇介绍青年诗人的文章，不久就在香港的《文汇报》的新晚专刊上全文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我以极大的热情倾情渲染，“谁都不会否认，近年来的中国诗坛，出现了诗潮迭起的壮阔场面。每一个挟着梦想和海风的年轻歌手，汇聚在东太平洋的白色海岸上，咏唱着多声部的撼人心胸的青春组歌。这时，你若将眼睛仍旧停留在朦胧派诗人北岛、舒婷、顾城们的身上，那你就无法全面地了解处在更新阶段的中国诗坛，更不能清晰而透视地预言中国现代诗歌的走向。”我还写到，“曾经以《崛起的诗群》轰动诗坛的青年诗评家徐敬亚，就极为感慨自己在这群新人面前已经力所不及。深受青年诗人欢迎的老诗人牛汉，实在地承认自己已有错位感，并将这群青年诗人誉为诞生于地平线的新生代。”“不论这群新人的内部构成如何，作为整体，他们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新鲜，以及似乎永远处于动态的创造力，所有人都会欣喜地发现，中国诗歌经过许多人为的阻碍和限制以后，正朝着真正的艺术归依。诗不再是图解政治、目标的工具，诗就是诗，是想象和思索天地里的一大群洁白的鸽子。这批人的主要组合群体，是最为活跃的大学生以及受新思潮影响较大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既继承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有广泛涉猎了外借艺术的种种倾向，这种多元性和比较性，增强了他们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和庄严使命。因而他们勇敢地将启发他们进步的朦胧诗，以及以前的诗创作，统称为主流文化，且以反主流文化的姿态，以更猛烈的艺术覆盖，震撼着诗坛以及中国每一双热爱诗的真情瞳孔。”

现在再读自己一气呵成的肤浅旧作，还能回忆起当时自己的激情状态。张诗剑把这篇文章的稿费帮我买了台湾年度诗选，并寄到我的手上。现在，诗剑先生已不入老年人的行列，但他因为诗歌会永远年轻的。

6．刘福春：憨厚可掬的中国诗歌版本研究第一人

与谢冕、吴思敬、林莽共同编辑《诗探索》的刘福春，长得憨厚可掬，研究者的自律没让他成为脑满肠肥的胖子。刘的诙谐浸染着文化色彩，比如他把指导的两个韩国女学生，因为皮肤的差异，他称稍白的为牛奶，稍黑一点的为巧克力。

2001年，他与日本学者岩佐昌暲共同编辑《红卫兵诗选》由日本的中国书店出版。其中较完整地收集了文革10年散布于各种红卫兵报刊的“诗歌”，应该说，这是一本颂歌与疯狂交织的中国诗歌的怪胎。对于认识1949年后中国诗歌的非诗歌性的演变，以至于文革时代的登峰造极，有着相当的贡献。不仅如此，他始终一贯地坚持中国诗歌活动和诗集版本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新诗纪事》，填补了诗歌版本研究的空白。

为了编著《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福春要求自己必须查到原书，使用第一手资料。他查阅了五十多家图书馆及一些个人藏书，把当时能找到的从“五四”到1949年出版的新诗集都看了一遍。很难想象，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把诗歌版本研究当成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向。这需要勇气、忍耐、淡泊名利、拒绝诱惑和自我牺牲。

他个人已搜集到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诗集10000余种，与2000多位诗人建立了联系，并存有他们的创作档案。与新诗有关的一切资料对他来讲都是有价值的，他都需要，手稿、书信、照片等等，都能给他带来快乐。他曾对人说，“与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收集”。 福春的家就在潘家园附近，经常去那里的旧货市场寻找文化珍品。前不久去他家时，他展示刚刚淘来的当年赵一凡给北岛的信。在他并不宽敞的书房里，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集，我敢说中国任何一家图书馆的诗集藏书都不及他的书柜。

7．郭力家：拒绝加入正规部队的“特种兵”

那时已经从东北诗大毕业的郭力家，经常出现在我们学生宿舍的门前。他总是坐在台阶上，斜眼吊春晖，只要有靓丽的女学生走过，他眼睛的余光会一直跟踪到人家消失于街道的尽头。我一直认为他心术不正，匪气十足，虽然知道他也写诗，但根本没有心情与他认识。中文系的张锋、鹿玲等人似乎与他熟悉，是否有人落入他的陷阱，不得而知。后来郭在长春一家出版社任职，若有不想接听的电话，他会对着话筒说：这是火葬场，需要派车吗？我想，以为打错电话的人会郁闷一天。

对于郭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曾经非常反感。多少年之后，在北京又与郭力家相遇，在岁月的磨练中渐渐理解并欣赏了他。其实老家貌似反叛的背后，有着返朴归真的童心。年轻时无畏无序的状态，已经减退，尤其是现在竟然担当起社领导工作了，谈吐相当体面。他越是正经，越是怀念他无厘头的诙谐。郭是幽默大师，他的口语远远胜过他的诗歌语言。诗歌是郭力家出世的匕首，而口语是四散的飞箭，屡被射中的靶子不愿倒下，是希望老家能掷出淋漓的飞镖！

“拣来各军兵种所有番号对对付付/缝上我这件浑身呲牙咧嘴的破衣裳/拒绝加入正规部队/是我的本性/逼我对自己要终生难忘”。“特种兵”郭力家诗作不多，1987年混迹青春诗会，是他惟一一次与官道并轨，之前之后野生于荒地之上，无党无派，缺少雨露滋润。他曾宣称：我看到北中国隐隐不安的伤口里窜出一个又一个滴血的声音。没有怜悯，我只有蔑视！2005年元旦前，他约朱凌波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上岛咖啡店里，一本正经地拿出新作，迫不及待地朗诵，并询问大家的意见。老家天真无邪的表情，让我开怀狂笑，什么都不能让老家矮小，但诗却能。郭力家同志是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签字认定的正教授级编审，还是偷税漏税的出版商，现在体面地活在北京，更多的时间是流窜于长春的酒馆里。

长春自诩为文化之都，各类高校遍布整个市区。在学院的围墙外面，至少有一个名字不容忽略，那就是经常流窜于各色民间诗刊之间的邵春光，现在似乎又叫“邵揶”。这个“霹雳诗王”久远的故事被我偶尔想起，那就是他别具一格的婚礼。听说他的婚礼完全按照葬礼的仪式来办的，凡是来宾均要戴上黑纱，会场里播放哀乐，这种另类的生活态度至少在追求新奇的当今社会也不落伍。颠覆传统和规则，或许是更直接表达或揭示本质，老邵是个奇人。在《顶罐》中，他早已说了，“不想跟历代的文化衙役比装束/我是个便衣诗人/我只能用我缺点的独特/嘲笑他们的统一规格。”这些年来，他一直活动于民间，甚至都不露出水面换气，也真是一股劲儿。

8．包临轩：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兄弟

吉林大学继赤子心诗社之后，真正秉承徐敬亚们香火的就是1983年9月成立的北极星诗社，我和包临轩有幸担当了第一任主编。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公木先生以他一贯支持青年人的做法，在文学专号上写了《做人与作诗》的序文。这是一个存续将近10年的全校性诗社，我的同班同学王乃学、李学成、陈永珍、曹钧、华本良、王占友等非文学系的学生也是最初诗社的成员。张锋、鹿玲、丁宗浩、野舟、于维东、安春海、杜笑岩、高唐、杜占明、田松、曲风、伐柯、马大勇、兰继业、马波等越百人的师弟师妹们不断地烧旺吉林大学诗歌的火焰。

正像徐敬亚说的那样，大学时代我和临轩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临轩和我同届，只是我读经济，他读哲学。黑格尔没有使他走火入魔，艾略特却让他一度走上了诗歌之路。因为诗歌，大家走到一起，彼此成为一生的兄弟，这在诗歌圈子恐怕并不少见。1983年暑假里包给我的来信，写得真挚感人，“缪斯的手把我们牵在一起的日子还很短，但是我感到我们这两颗年轻的心在相识之前，事实上早已互相碰撞。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志愿、我们的性格是那样令人惊喜地“不谋而合”，我懂得，在我们之间，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人们无不钦羡爱情的柔美动人，但我可以向那些热恋的男女们宣布，我们诗歌的兄弟友谊将使你们的爱情失去妩媚的色调，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同那直上云天的鹰翼连在一起的。”

在大学图书馆旁边的水房里，我经常聆听他的朗诵，激昂的语言，子弹似地射过我的头顶。我们的诗作在《青年诗人》上刊登之后，分别收到梅河口一个女性青年的来信。正好是毕业之际，那个女孩子又给寄来维纳斯石膏像，作为送行的礼品。我先从邮局取回，在返回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包临轩也夹着一个纸箱兴冲冲地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一模一样的纸箱里也装着维纳斯石膏像。临轩肯定以为只有他有，在我追问取的什么时，他含糊地说家里寄来点东西，我佯装相信，走出很远，回头对着包临轩高喊：哈哈，那是维纳斯！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脸愕然，用手挠头，极其尴尬地傻笑。这件事一直被我们共同的诗歌兄弟李梦记得，每次聚在一起时，经常翻腾出来。李梦与我们同级，却长我们几岁，他是我们中间的兄长，总是孜孜不倦地鼓励我们要做真正的诗人。他写于1983年的《南国少女》，“黄泥墙畔走近又走远的悄悄足音啊/一朵风荷般的薄伞/低举着，盛开在细雨黄昏/朋友，她是孤独的行旅吗/轻轻地远了/乳白色的裙裾滴落黄梅雨的叮咛”，曾迷倒了不少情窦初开的女大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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