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布考斯基】

布考斯基的诗歌绝对够不上与“天才”、“大师”这样的评价高度相提并论，他在中国诗歌小圈子的阶段性热捧待遇，说明当下部分诗歌写作者的懒惰，或者借热捧布考斯基而为自己的懒惰找到某种心理依据：瞧瞧，瞧瞧，人家牛逼轰轰的布考斯基就是这样写滴！

布考斯基的诗直接处理当下日常生活经验，使用最活泼因而也非常市井乃至粗俗的底层口语，他不表现知识，虽然他可能并不缺少知识，他不太深究自身以外的事物，虽然他的诗中也会写到政治、战争、大萧条、祖母等等，他自身的生活已足够丰富狗血，足够用来书写，他喜欢喝酒、赌马，从不缺少女人，与其说他喜欢写诗，不如说他喜欢那些充满活力的屁股。他自称“伟大的懒汉”、一个失败者，而作为一个诗人他要做的只是“玩尽所有腐朽的废话”。

他认为“不存在艺术创作的深思熟虑的手段”。因此，他的诗，简单、粗暴、恣意、蛮横，充满一股子放荡不羁混蛋十足的坏劲。他的诗歌美学，是把诗从优美的云端直接拽到污渍斑斑的垃圾桶边蹂躏，所以，在他的诗中有蛮不讲理的断句，无厘头的混搭，摩拳擦掌的开头和戛然而止的结尾。他喜欢把现实生活中的对话直接写进诗里，也不忌讳在诗中出现朋友的名字。他的写作完全服从于自己的生活哲学，那就是一个酒鬼的哲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哲学、一个牢骚满腹的亵渎者的哲学。他不追求主流意义上的所谓成功，反而认为，被别的诗人攻击就是自己成功的标志。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是完全不讲究策略的，毋宁说，其实他这种基于本能、本我的诗歌，更具有一种冲击力，尤其是在文明教化程度很高甚至已经高到形成一种所谓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已经对语言和想象力构成一种桎梏的西方社会，这种浑不吝的野蛮劲就成了个性的表现，这种诗歌也就成了对某种体制化的挑衅和对抗，因而具有一种先锋色彩。

与其说布考斯基是一个好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好玩的诗人，他活得更像一个诗人。当然，诗人有很多种活法、很多面相，布考斯基为我们提供了有意思的、重口味的一种。

【骆一禾】

作为后新时期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骆一禾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自从1989年两位“孪生的麦地之子”英年早逝，这二十多年来，海子的诗歌和生平故事已被广泛传播，“海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也被时下的市场和大众所消费着。相较而言，作为海子的诗歌兄长和庇护人的骆一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即使在诗歌界，骆一禾的诗歌成就和诗学理想也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事实上，骆一禾不仅是海子诗歌的卓越的阐释者，更是一位雄心勃勃的诗歌实践者和革新家，他高迈旷观的诗歌抱负，广博深湛的知识体系，悲悯谦逊的气质，以及精雕细琢、缓慢生长的写作方式，使他具备了朝向伟大诗人迈进的精神气象和构造能力。这些禀赋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珍贵的，但却罕见地集中于其一身。他的悲剧在于，由于海子暴烈的死而涌起的巨大悲痛意外夺走了这颗智慧的头颅，中断了他刚刚开启的壮丽的诗歌事业。这是海子之死所造成的另一重悲剧，诚如西川所说，骆一禾的死成为中国健康文学的一大损失。

【海子】

翻开海子的诗，我惊异于那些抒情短章在技巧上的简单，但却有着刀劈斧砍般的力量。那些质感的语象被反复吟唱，不断擦亮，成为生命本身的呼吸放射。海子在写作中吸收了民歌的元素，句式错落复沓，因此具有易于朗诵和歌唱的音乐特征。在他的诗中充满了个人行动性的语汇，例如：劈、砍、埋、抱、走、打、飞行、摔碎、燃烧、撕裂等等，并一再将这种行动推进到极端，显示了意志的决断。在关于荷尔德林的随笔中他总结道：诗歌不是一种修辞练习，而是一场烈火。他自觉地放弃了专注于修辞技巧的写作方向，将词语倒入血与肉铸就的灼热之鼎，用生命燃烧诗篇，这种狂飙突进的写作激情推动着他的生命投向诗歌的火焰，而燃烧的生命更加剧着诗歌辉煌的吞噬，并最终导致他在25岁时的轰然爆炸。我相信即使没有现实的刺激等偶然因素，海子也会提着诗篇和头颅走进死亡，这是剧烈燃烧的宿命，无法阻挡。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子是一位“身心合一”的诗人。

【多多】

多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在从“文革”后期涌现的那一批“地下诗人”，以及“朦胧诗人”当中，多多的才华都是显著的，而且四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创造力。

多多的影响力不在一般读者当中，而主要体现在诗歌写作者中间，精湛的诗歌手艺为他赢得了口碑和荣誉。多多的诗是语言的陡坡、湍流和涡旋，“时常充满感受的瞬间断裂与抒情性的突然爆发”， 令人晕眩。作为一位经历丰富的诗人，生存的境遇、记忆的碎片与时代的暗影，不可避免地在诗人敏感的内心交战，而多多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以罕见的强力，迫使被炸断逻辑链条的词语，离散，并拽回，重新聚合成带有个人风格特征的新的精神织体。

多多不像学院派诗人有一套缜密的诗歌理论，他的诗学中杂糅了法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激进思想、东方神秘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语言观。多多认为，诗人必须是一个越界者，听命于来自高处的隐秘的召唤，同时内心趋向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终极之“道”。但他的呈现效果却是质感的，骨肉丰满。后期的多多在追求意象的奇崛和语言的急转上有所改变，更注重诗与思的结合，因受到德国诗人策兰的影响，语言上更为直接、简省。

在中国诗人中，多多的嗓音是独特的，具有清晰的辨识度。概括地说，多多的诗就像北方田野上深耕的犁铧，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其强烈的音乐性、抒情性、超凡的想象力，以及贯注其中的人性的光辉和尊严，带给人长久的震撼。

【周伦佑】

集中体现周伦佑艺术变构精神的是他未公开出版的诗集《后中国六部诗》，该书由最重要的六部长诗构成，包括《自由方块》、《头像》、《遁辞》、《变形蛋》、《象形虎》、《伪祖国书》，是周伦佑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中秉持先锋道路，坚持不懈进行艺术变构的成果。其中前三部诗是反价值、反文化、解构的，后三部诗是反体制、反暴力、建构的。从带有语言狂欢色彩的审美决裂到精神启蒙的火焰升阶书，从对价值幻觉和话语权力的消解游戏到深入体制迷宫与暴力中心的解构性探险，从精神舔血的青铜剑锋到与极权对峙的思想力博弈，周伦佑以坚韧不拔的创造力完成着自己与时代对称的水晶练习。

长诗《变形蛋》被誉为“20世纪以来第一首解构极权暴力的典范之作。它正面向极权之刃展开语言内部的伤口和血变万象的指认，为阿多尔诺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成为不可能’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与《变形蛋》相比，长诗《象形虎》在语言上更为纯粹精简，但是在构成上仍是驳杂繁复的，它熔动物学、修辞学、玄学、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日常经验等于一炉，从对“虎”的五种阅读方式入手，在不同的层面与路径中对诡异的虎迹展开追踪，在不断的质疑、拷问、剖解与搏斗中，将隐藏在种种象征符号与图式之后的“极权之虎”追索出来：“它有老虎的头、皇帝的心脏、主义的花纹/体制的躯干、拖着一条人民的尾巴/牙齿是暴力的工具。”这只“虎”是无形的，它行使着思想监控、语言同化、暴力威慑的功能，它的噬咬是有毒的，能够感染更多的猎物成为不自觉的暴力协同者，因此追踪的过程充满了“与虎谋皮的凶险”，并伴随着从自身中剥离出“虎疾”的痛苦，而这只貌似强悍的庞然大物终将解体，因为在它自相矛盾的中心有一个倒计时的引爆装置。最后，诗人经过惊心动魄的终极追索，将“变形之虎”还原为个体生命的“精神之虎”，它披挂着火焰从诗人身上脱颖而出！《象形虎》是一首解构之诗，也是结构之诗，在如剥洋葱一般破译“老虎语法”的叙述中结构全诗，在精心营构的象征诗学中解构“虎”的魔魅。

《后中国六部诗》不仅是诗歌艺术史上的杰作，而且必将进入中国思想史和精神史，成为散射着夺目光辉的重要著作。由于时代精神的孱弱，加上权力体制与消费文化的种种遮蔽，《后中国六部诗》的重要性恐怕还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普遍认识，但正如伟大的作品在现世往往饱受孤独命运一样，世人的冷漠只会增加它的卓尔不群。我相信，《后中国六部诗》将会在未来不断创造出它的读者。

【沈苇】

今天的诗人不能不直面这样的险境：如何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发出独立的声音，同时又能谨守诗歌的内在律令而不至毁于美学与伦理的失衡。这不仅是对诗人技艺的考验，同时也是诗人强大心智的集中呈现。在普遍孱弱的文本背景下，沈苇的《安魂曲》正是一首努力回应时代之恶的典范之作。理想中的“混血之城”在颤抖，死亡触目惊心，人心被撕裂，重创的话语凝结成沉痛的诗行。在此，诗歌成为对时代暴力的真实见证，它所彰显的意义不仅是由诗人的灵魂拷问所迸发出来的道义与良知，更是对真相、对所谓“不可言说”的勇敢逼视。这位长年游吟在“辽阔”与“细微”之间的歌手，用他悲怆的《安魂曲》告慰亡灵，从断裂的人性荒野发出寻求对话与和解的泣血呼告，在真切的现实图景与隐忍审慎的“痛苦的辩证法”中饱含着一个中国诗人的悲悯、思考和超越种族的爱。这一充满勇气的诗歌，使我们在血色的背景下看到一种绝望中的希望。

【王夫刚】

王夫刚的诗歌有一种平实而饱满的诗性。他的写作，总是从日常生活中那些隐微和细小的痛楚出发，以简静而繁复、直白又曲折的笔触深入历史和现实，并以审慎、低缓的诗写，表达对乡村人事的温情和敬意。他正视人类经验的复杂，体认卑微人生的艰难，也珍视生命自身的经历、时光的疼痛所构筑的个人历史。在《祭父稿》、《父子恩仇录》等作品中，他不避驳杂现实的涌入，细节真实、精微，而又以适度的调侃和自嘲化解着现实的沉重。他远离全球化语境的喧嚣，波澜不惊地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他背对时间神话的游吟，洋溢着当下生活的沛然之气。

【灯灯】

灯灯的诗正如她的笔名，温暖，灵动，轻盈，她善于以缩减的方式让词语自身发出光泽，她的诗歌节制、内敛，却将纤细的直觉经由奇崛的想象提升到暗藏禅机的云端。她的写作，从容、优美、简约，兼具古典主义的清新和素朴的现代感性，不夸饰、不拘泥，体现出一种率性无为的东方审美态度。她在诗歌语言和诗歌内在节奏上的独特禀赋，有效恢复了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她用人性的通达和透澈照亮存在的幽暗，即使在对家族史进行寓言化的书写中，也能将针尖的经验转化为锦盒中闪亮的银器，《旧衣服》等作品以时空的切换表现隐微的日常叙事，出人意料的想象犹如裂瓷乍现，使遥远的过往发出回声。

【大解】

大解的诗中有嬉戏之心，在看似宏大的精神指向中突然出现的口语化用词，增添了诗歌的机趣、率性，也卸下了神圣庄严的人格化面具，将诗人拉回到卑微的尘世。故而，在诗中既有东方式的随性的幻想，“到了山顶   如果我还能继续往上走/那该是多么轻松”，也有东方式的逍遥，东方式的自嘲。在这些关于登高、远游、滚石的诗中，我们很难从但丁的灵魂攀索、荷尔德林的大地颂歌以及西西弗斯的抗击荒谬等西方原型中找到对应的精神迹象，因此，它们的日常性和本土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修辞上，它们不以辞藻之华美工巧取胜，而是以一种由心灵中自然感发的力量来表达对生命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对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而诗人的困惑却是现代的，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的种种努力都显得虚妄，什么是人生？自以为说出的大道运行之奥秘是否真实？大地在本性上是否定人类文明的符码化的，它天机自张，无言独化。西哲说，在神圣消隐的大地上只有一个上帝还可以救度我们，那就是诗，用诗之语言让自然的本质“去蔽”，这就是诗人的使命。在大解的诗中，“我”仍处在体悟与化入之间徘徊，再往前走，也许就是大化至境，就是无语之境了，而诗歌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对抗共生中呈现出无穷的张力。

【黄梵】

黄梵近年来的写作已日益形成自己的风格，其集中体现在对早期诗歌中那种青春抒情的拒绝，放弃停留于华美奇崛的语言学实验，而从个人日常经验出发，在与自然万物、草木性灵的对话中表达对沧桑人世的感怀，展现精神的幽隐，饱含着对传统文化的追慕与对时代境况的忧思。长期以来，新诗发展中的欧化倾向已经成为一种流弊，过度的创新、追求陌生化，已使“进步”的概念走向其悖反，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失去的秘密多得像创新”。黄梵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具有本土性的精神资源，并在自己的写作中进行技术性的转化，与此伴随的是对于中年心态的体悟与思考。那些弥漫在诗中的忧愁、惆怅、感怀，大多没有具体的外在的原因，而是一个敏感多思的诗人对生命本身的疑问、不满和难以排遣的哀叹，因而有一种在缓慢的时间流逝中欣赏、把玩、沉思的自足性。

然而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回到传统的源头活水已经近乎妄想。相反，越是试图回望丰赡的历史，便越会加深对当下的失望。这种内心的纠结、叩问、交锋，在黄梵的诗歌中表现为一种曲折低回的叙述，面对静默的钟山他感到愧疚，在二胡拉出的弦曲上他攀爬又滑落，文化的断裂、世俗化社会的事实，在带来物质丰盛的同时，也在把一个由王维、陶潜、华兹华斯组成的诗意世界祛魅，对此，诗人纵有才情，除了像梧桐一样徒然忍受又能怎样？黄梵的诗歌从不去做简单的道德判断，更不会给出解决困境的方案，而是在盘诘追问中凸显存在的危机，他始终忠实于内心的书写，“从血液的乱流中拽出东方的意象、洞察力”，这种痛已足以让他着迷。

【孙谦】

孙谦是一位独立于潮流之外的诗人，他的诗歌硬朗、坚实、高贵，而且秉持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持志而行的精神品格，作品曾多次获得国际性的诗歌大奖，而在现实中他的为人是低调、谦卑不事喧哗的。我曾和他有过邮件往来，他在收到我的诗集后，也给了较高的肯定，这让我感到十分汗颜。孙谦也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的诗集《新柔巴依集》以一种虔诚的低语抵达了汉语书写的极致，在当代诗歌中极为罕见。某种程度上，写作对他而言已经超出了语言修辞的层面，而是一种宗教功课，是自我与真主的对话，纯粹的诗歌因神性之光的照临而通体透亮。

【董辑】

天生反骨的董辑，少年铁血，尝与兄弟们呼啸于江湖，快意恩仇。然侠骨常与柔情相伴，在贫瘠的年代，环绕着精神废墟的是巨大的虚空，文学因此成为灰色天空下唯一拍响的翅膀，它唤醒了迷惘青年的内心，激发着他们上升的渴望。

有人说，董辑是一个战士。在愤世嫉俗、侠义忠胆方面确实如此，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诗歌《鲁迅传》、他的文学批评以及对友情的珍视上。同时，他又是诗歌民间运动的践行者和见证者，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耿直汉，是感伤和怀旧的歌手。对诗歌，对阅读，董辑葆有一份偏执的热爱，在他的诗歌《手写》中，他如此说道：在这个计算机的时代，“我坚持和月亮交谈/坚持在鸽子的翅膀上/翻阅蓝天这本大书……”

与北方汉子的概念化想象不同，事实上，在董辑的身上有十分柔软、细腻的一面，也许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他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敏感、纯粹，他早期的诗歌美学基本上是热血的、青春的，近几年的写作则带有较多回忆和感伤的色彩，并融入了他对生命、艺术、自然以及精神世界的体验和思考。而他性格中激越的一面则投注到了诗歌批评中，不留情面，出言不讳，赞美那些值得赞美的，抨击那些应该抨击的，体现出作为一个批评家对“说真话”这一基本原则的恪守，遗憾的是，这种品质在这个犬儒化的时代已经显得弥足珍贵，因而董辑的批评写作才愈益彰显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胡弦】

胡弦是一位深谙诗歌秘密的诗人，他的安静和醒觉，在当下的诗人群体中是尤为可贵的品质。他不事张扬，沉潜内敛，精研诗歌和生活，赋予物质以社会和人性的信任，并一再擦亮其中蕴藏的微光。他善于在冗俗中发现新意，从细微处挖掘精神的钻石，他是一位敏锐的语言猎手，一条“不断压低声响的河流”（霍俊明语）。

在写作中，他“对弱小、细微、幽暗、内部与深处，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像一位沉思和悲悯的智者。在生活中，他厚朴、温和，喜欢和旧雨新知喝喝茶、打打牌，享受着平凡的生活乐趣。而一旦进入诗歌，则专注而精进，显示出散淡之中的强硬，平静之下的凌厉，以及把胸中的乌云折叠成飞鸟的灵巧、柔韧与自信。

近两年，胡弦凭借《劈柴》、《寻墨记》、《葱茏》、《雪》等几部长诗，不仅摘得了诸多荣誉，更为重要的是，他刷新了自己已有的诗歌高度，不仅在长诗写作上展现出强大精湛的营构能力，更让我们看到一个杰出诗人所具有的技术水准和精神维度。那些出人意料的精妙金句，冷静而沉思的品质，以及在错觉与幻觉的捕捉上所呈现的惊人效果，使他的诗歌散发出曼妙无穷的语言魅力。

【依尔福】

在我看来，依尔福的诗歌是对隐喻的抵制，从而给想象开辟出异样的通道。这通道散发着消毒水的气味和医院走廊冰冷的色泽，一些失去自控的身体如幽灵般闪现，无法预知的词语随时会从某个神秘的病室推出，或Mickey，或秃顶男人，或一座花园，或保罗，或海德格尔，或打嗝的公鸡……依尔福在他的诗歌中展现出对奇思异想的浓厚兴趣，使冰冷的器官具有了温度和飞升的翅膀，“当她穿过玻璃门/她的两瓣金属鳞片/如帕金森病症般/震颤”(《一个神经内科病例》）。诗人在想象中调动了对细节的捕捉，带有调侃意味的场景制造出荒诞的效果，像一场刚刚上演的轻喜剧，“她们倒伏在手术台上，身边是砍伐下来的十二棵橡树/丰美的病灶区/医生们忙着啄食”（《回旋曲或者第六人民医院上空的独眼猎鹰》）。在诗中出现的威尼斯、布拉格之春、圣经典故等多元文化并置则形成某种复调式的杂陈，它们将诗歌本身的意味散逸而出，诱使读者去进一步追踪和思考。

【蒋蓝】

关于诗人与散文之间的关系，布罗茨基曾有过精妙的论述。在我看来，诗人散文或者诗人随笔所具有的诗性属性（思想的诗性、语言的诗性，以及相互的融合）使得它们从根本上有别于普通的散文随笔，可视为打破文体界限的跨文体写作。

近年来，诗人蒋蓝在思想随笔的开掘上可谓成绩斐然。蒋蓝拥有强大的阅读之胃和写作之笔，他以针尖穿刺般的锐利，在纷繁晦暗的历史与现实中独自挺进，爬罗剔抉、洞幽烛微，对覆罩于诸如“刘胡兰”、“读者杂志”、“卡脖子行为”、“高坝”之上的种种政治文化符码进行层层剥皮、逐一拆解，毫不留情地掀掉它们或高大全、或温情、或恐怖、或激情的虚假外壳，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的的写作从不拘泥于知识观念，而是像一只灵巧的花豹，不断在文本中翻转、腾跃、扑击，矫健而多变。在如豹子一样斑斓魅惑的修辞之后，是思想的深犁，是贯穿始终的精神血色和批判锋芒。

蒋蓝的思想随笔，为孱弱的中国文学开辟出一条独异的进路。这些文字视角独异、勇猛锋锐、旁征博引，游刃有余的笔法冷静而眩目，始终清醒的思想强有力地推动着行文，在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阅读快感的同时，呈示出一种高质量的难度写作所可以达到的境界。

【十品】

十品是一位朴素的民间歌手，他展开宽厚的翅膀在平原和湖面上滑翔，执着地寻找诗意，并时刻准备迎风歌唱。他的诗歌写作题材之丰富、抒情对象之广泛，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这是一位热情的、精力充沛的写作者，一位仿佛什么都敢写、什么都能写的诗人。在他的笔下，既有关于乡村自然的歌咏，也有对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元素的抚摸与擦亮，还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与批判。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组诗，也有即兴而发的短诗。

十品的诗歌语言比较口语化，这种表达方式能产生较好的亲和力，即使在抒写崇高事物的时候也能保持平易谦卑的姿态，也就是说，用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的视角来观察事物，高于地面而又低于天空，这就使他的诗歌体现出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庄重的精神面相，形成了他整体上的写作风格。他的笃定、从容，有时候会让人不免疑惑，究竟是什么力量构成在他的诗歌语言内部，始终发出那种稳定的声音？如果抛开写作作为一种现实补偿的潜在机制这一因素，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十品未来的诗写中，是否能够发出一种断裂、尖锐、偏离的声音，一种足够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这对于耐力持久的十品来说，未必是不可能的。

【道辉】

20年前，在一座临海而建的石头房子里，被诗歌的梦想日夜炙烤的青年诗人道辉，创立了惊世骇俗的“新死亡诗派”。其后，他狂热地写作，所涉领域有诗歌也有艰深的文学哲学理论，那些瑰丽奇异而又难以索解的诗歌让读者和批评家们既兴奋又头疼；在诗集出版困难的情况下，他利用自身优势不计成本地推出十多期大型诗丛，并无偿地赞助优秀诗人出版诗集，为民间诗歌生态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无论是道辉的写作方式还是诗歌行为，都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初的巴黎以布勒东、阿拉贡、苏波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道辉的诗是汉语中的一个异数。对他的解读也是一件让评论家既头疼又具有挑战意义的事情，陈仲义以张力论来统摄诗歌标准，指出，过度强调陌生化的创新以及斩断能指链的词语游戏会造成语言的自耗，从而消解了诗歌的张力。但在道辉看来，作为一个先锋诗人，朝向未知的语言密林不惜涉险探索，是伟大而正确的道路。甚至他早已意识到这种写作的命运，并做好了被拒绝释读的思想准备。新死亡诗派在潜意识、无意识领域方面的挖掘是有成效的，但是也存在某种悖论，即在解构话语主体的同时在建构语言权力，那么这种语言乌托邦如果没有其他价值系统的支撑，依托的是什么？只能是虚无。死亡正是虚无的象征。这种互否性的悖论可能正是它的复杂之处，也是它的贡献之一。事实上，道辉所走的是一条由马拉美所开辟的诗学-哲学激进化的道路，诗歌话语中一切词汇之间的相互对应、彼此呼应关系，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都以充分耗尽的方式完成死亡的狂欢，它是对语言学法则的废黜，是一种消解的力量，当所指的位置彻底空置之后，它所引起的异声同啸式的晕眩反而构成了诗歌的力量。

道辉的万行长诗《大呢喃颂》，印成一本书，厚达五百多页，捧在手里像砖头一样。在这部长诗里，道辉动用了多种写作尝试，进行语言的颠覆、破坏、拼贴、游戏、消解、戏仿，而这些局部的形式主义爆破又是放置在一个具有整体主义构架的文本当中的，因此，当我看到书中煞有介事的章节命名和层级谨严的“阅读示意图”时，已经分不清究竟是道辉确有所指还是有意为之的文本游戏。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进入到那种写作状态中去的？据阳子描述，道辉写诗经常是随时随地来了灵感抓起纸来就写。竟痴迷如此！其实诗歌不就是一种白日梦吗？大梦不愿醒，白日独呢喃。它让我再次联想到上世纪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苏波等人的自动写作，“再现这些睡梦中偶得的诗句，试图快速将其记录下来并省去有意识的检查。这些作品就是这样完成的。我和艾吕雅也致力于创作这类作品。我们将它们称之为超现实主义作品。”阿拉贡如是说。

（以上排名完全随机，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