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半神和早逝的天才
我不能有更多的怀念
死了,就是死了,正如未发生的一切
从未有人谈论过起始与终止
我心如死灰,没有一丝波澜
……

这是诗人戈麦在海子自杀(1989年)后献给海子的诗篇,而次年他却由于无法忍受“人的悲哀”而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今天我将这首诗再次献给海子以及戈麦以及活着的诗人。
正如萨略特所言:当今已步入了“怀疑的时代”，那么,“诗人如何走出怀疑的时代,如何步出死亡的阴影,从而坚实地矗立在这片大地上”就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每个诗人的死都有具体的原因和具体的导火索,但是他们的死并不是瞬间的突发,而要考察诗人们的原动力和审美内驱力,即他们对现实、历史、世界、人生、命运的总体理解和体验。他们面对无论多么黑暗的现实,总是在自给自足的艺术王国里葆守着一份本真,一份纯粹,他们珍惜自己的每一片羽毛,宁肯自毁也不愿被玷污。诗人们的生活往往是非实践意义的审美生存,因而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的生存矛盾就进入其诗篇凝为基本母题,在这基本母题中展开他们灵魂的所有冲突。这种冲突又具有一种自我生成、自我衍生性,愈是深入现实和物质世界,愈是由于其邪恶而遁向圣洁的诗国;愈是发现诗国之圣之纯,愈是要远离现实。这样,在对现实极端反叛的姿态中他们愈益自恋,现实的黑暗与理想的澄明向两极化发展,灵魂的冲愈演愈烈,他们内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最后以至于崩溃。他们自毁的根源在于其更多地沉于非实践意义的审美现实而抛弃了实践意义的现实生存,成为无限漂泊的灵魂。
这些诗人的悲剧另一原因在于他们对待诗歌艺术的功用态度。他们大多由于诗歌拯救现实的绝望而自杀,他们把诗歌当作挽回灵魂失落的手段,因为这种失落能够在无形中摧毁人的尊严和人的信仰,使人放弃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灵魂的拯救成为诗人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把人的价值、本质、命运当作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来思考探讨,把焦点放在人的灵魂的寻回与重建方面。他们试图以诗歌唤起人们对自我生存状况的注视,用更充实的生活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向社会的黑暗提出责难和抗议,揭示出个体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与疼痛、危机与自焚、分裂与毁灭，警醒人们对自己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从而不断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这本是高尚的诗学理想,但问题是他们过分夸大了诗歌的功用。文艺从来都不会立竿见影地改变政治和现实。诗的功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的灵魂建设问题,正象诗歌从来不是政治的妓女一样,政治也不会乖巧地作诗歌的奴仆,有些恶劣的现存状态在特定范围内还没有完全丧失其必然性,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臧棣说:“诗歌不是抗议,诗歌是放弃,是在彻底的不断的抛弃中保存最珍贵的东西。诗歌也不是颠覆和埋葬,诗歌是呈现和揭示,是人类的终极记忆。”①贵州诗人黄相荣也说：“派生诗的诗人本身就是虚幻的,对于现实来说。明智地承认这种冷酷的客观实在可以阻止我们去做以诗来改造世界或净化人类的幼稚的幻梦。”②
戈麦在一封不曾发出的信中说:“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我从不困惑,只是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悲哀。”③他追求的是绝对的完美,一种虚幻的完美,他不能容忍妥协这一人性的弱点而自杀了。我把他们的自杀称之为诗性自杀,即他们把自杀作为一种诗歌行动,以其死完成一首悲壮的行为主义诗篇,高度自恋〈中性词语〉的自我生命与诗歌彻底融为一体。对于诗人来说,“死亡不仅具有个体生命的意义,而且拥有群体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能够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能够从死亡中获得警示: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尽量避免再次堕入深渊。”④
然而事实情况如何呢?这些诗人们为了灵魂的羽毛而放弃了沉重的自身,换来的是什么呢?芸芸众生都在关注现实,关注色情肉欲,关注自我荣誉,关注一己悲哀,却唯独对死亡麻木。海子们的自杀犹如一粒小小的石头无声无息地沉入铜臭滚滚、红尘滚滚的世俗大海中,起初还可作为文人们饭后的谈资,渐渐地连依稀的淡红也褪尽了。如果把海子们的精神比作大雁塔的话,那么,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正揭示了海子之后的生存现状:

……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

在这种现实境况下,我们应当重新考虑诗人的肉身问题。在《笑忘录》中,昆德拉主张应学会谈论自己肉身的希望,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尼采借助于查拉图斯特拉的诗成功地将肉身重置于哲学的中心。他的七弦歌唱的是:我的存在彻头彻尾只是肉身而己,造化的肉身造灵魂仅用它作为自己意志的一双手。⑤
那么,在现实生存中如何保全沉重的肉身而又不使肉身与灵魂分离呢?奥地利伟大的诗人里尔克的诗路历程元疑将会给中国诗人一些有益的启示。
里尔克早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激情鼓手,只是凭着个人的主观情感写诗,那焦躁不安的情绪,无家可归的哀伤和对孤独的咏叹构成了他诗情的核心。后来他意识到这种诗风将会把他推向自恋的歧途上去,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人对自我价值的过份倚重,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潮,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导致了一种颓败和自恋情结,人愈是挣脱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愈是走向自我的中心,这无疑是哲学、艺术、文学的历史误导。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说:“我们漫元边际地四处追求无条件的东西,然而我们总是找到物。”⑥里尔克通过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考,重新给自我定位,坚定地扭转了诗风,从灵魂的流亡到灵魂的栖居,告诉我们灵魂的故乡是大地,是客观的“物"。对“物"的发现和思考,构成了里尔克一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坚实开端,大地和物对于人类来说,具有终极意义和价值。我们看到,愈是抬高主体价值,愈是沉洒于自我,所走的路就愈狭窄,大地才是存在的整体,万物才是真理的寓所,把灵魂交付大地,把生命交付万物才是真正的诗路。诗人应更多地接受这个世界,主动地去承担苦难的人生,只有全身心地潜入大地,沉入到事物内部，才能揭示深蕴的内含,去承受悲哀,在对悲哀的忍受、认识、接受过程中使灵魂渐趋成熟。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说:“我们悲哀时越沉静,越忍耐,越坦白,这新的事物也越深、清晰地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就更好地保护它,它也就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的命运。”⑦在里尔克这里,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艺术与生活这些对立的范畴获得了统一,实践性的现实生存与非实践性的审美生存获得了平衡,从而结束了诗人灵魂长久的漂泊飞翔状态,为灵魂找到了博大厚重的依附——大地和万物。他的历程对中国诗人的精神出路有着重要启示意义,让我们重新考虑诗人生存的本体论问题,为自己的灵魂找到真实可靠的根基。
由此,我又想到了当下的中国诗人。我们不要希冀遗世独立,而应该扎实地沉入大地和现实,做好准备去承担新的苦难。上个世纪末并不是悲观绝望的黑夜,这个世纪初也不是盲目乐观的黎明,对时光的任何浪漫企盼都是虚妄的。“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⑧这正是谢冕老人清醒的认识。而对于当下的青年诗人们来说,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去承担起真实的人生,“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注:
①戈麦《慧星》,第251页.漓江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②《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第337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③戈麦《慧星》,第229页.漓江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④殷国明《艺术家之死》.第l30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⑤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见《流亡与栖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⑥转引自崔建军《纯粹的声音》,第34页,东方出版社l995年第一版。
⑦冯至译里尔克《结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5l页,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
⑧谢冕《跨世纪的机缘》，见《跨世纪文丛》总序，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