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子的老家安徽怀宁，其实并没有麦地、麦子，为什么“麦地”、“麦子”意象却贯穿了海子的创作历程？这显然不是一个写实性的意象。按照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的诗目，海子正式开始诗歌创作是在1984年。1985年1月他的《熟了麦子》中首次出现“麦子”意象，接着又有《麦地》（1985.6）《五月的麦地》（1987.5）、《麦地 或遥远》、《麦地与诗人》（1987）问世。一直到1989年他辞世前夕写下《黎明（之二）》（1989.2.22）、《四姐妹》（1989.2.23），还在清晰地呈现一个“绝望的麦子”的形象。可以说，“麦地”意象构成了海子的生命存根。《麦地》一诗最具有原初意义。
诗的一开始便像默片的一个镜头，呈现出农民的本真生存情景：
吃麦子长大的
在月亮下端着大碗
碗内的月亮
和麦子
一直没有声响
这个开头实际上承续了《熟了麦子》的基调，“麦子”隐喻着人类生存之根。只不过《熟了麦子》里的压抑情绪蜕变为幸福、和平的达观情绪。结尾一句“养我性命的麦子”照应了开头，整首诗充溢着生存的温暖与感恩情绪。
《麦地》的内在精神力的图示是扎根向下的。虽然在海子的大量作品里充满了太阳与大地的矛盾，但是，海子的精神支撑点却是大地。“麦地”、“河流”、“水”、“粮食”、“家园”、“草原”、“湖泊”是他灵魂皈依性的意象，流露出生命的源头意识和深深的家园意识。“太阳”是他的精神分裂与流浪的象征性意象。“月亮”和“太阳”同样都在天空，但是，“月亮”的存在感通过大地得以显现的。在这首诗中，“月亮”意象与“麦地”意象相辅相成。月下种麦，月下护麦，月下收麦，月下会见情人，月下吃饭，营造了一种静谧阴柔的和平之境。“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也富有象征意义。诗人的命运与大地紧紧联系在一起，麦地成为诗人的精神皈依。将“我”比喻为一口深井，其实寄寓了汲取大地精神之源。麦地的精神内涵有多丰厚，诗人的精神之井就有多幽深。大地是诗人永不衰竭的精神养料。
诗歌的意象具有清晰的写实性，但是营造的境界却具有极强的象征性。“麦地”和“麦子”从自然意义上讲，并不是海子老家的本土性的物象；作为意象，其实是他的精神心像。他在西宁、青海湖、格尔木、西藏、拉萨、敦煌、河西走廊、嘉峪关、额济纳、包头、呼和浩特等地的壮游历程中，形成了“你在高原”的精神渴望，于是兰州的“麦子”意象第一次进入他的诗中时，就已经成为海子自我形象在精神高地的外化物了。“麦地”和“麦子”意象，既凝聚了海子的家乡生存体验，更带有海子自身的精神认同，富有精神寻根的意味。他说：“麦浪—— /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麦地和麦浪即是“天堂即在人间”的形象化表述。“麦地”即是人类的归宿和生命存根。由于我们都拥有共同的生命存根——“麦地”，所以，“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我们一起干完活/合上眼睛，命中注定的一切/此刻我们心满意足地接受”。这里包含的人道之爱的力量，以极大的吸附力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仇恨。
他这种博爱意识一方面具有浓郁的家园意识，“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另一方面，他将触角推及到世界各地，世界古老文明的血脉在这里融通。他虚构出一幅盛世情境：
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
我们各自领着
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
的孩子 在河流两岸
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
洗了手
准备吃饭
海子将这个世界进行了极简主义的处理。人们都拥有同样的背景（“月光普照大地”），无论是“河流两岸”还是“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人们都生活在麦地里，以麦子为粮食。“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 /穷人和富人/纽约和耶路撒冷/还有我/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这句话特别富有深意。第一，这是海子的“梦想”；第二，这是一块城市外面的麦地”。二者共同的内核是一个乌托邦而已。这个乌托邦同时又是异托邦，异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回眸远古农耕文明的生命归宿。海子自幼在安徽农村长大。1979年，十五岁的少年査海生只身来到大都市北京，一直到1989年辞世，十年的青春期，并未建立起现代文明意义的价值坐标。他依然停留在乡村的精神领地。虽然他到大西北西南边陲壮游，但是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丝毫不带现代都市气息。据西川的回忆，海子在北京的十年，属于典型的“宅居”。在海子的房间里，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海子也不会跳舞，不会骑自行车；甚至在他离开大学的六七年里只看了一次电影。因此，他一直深深蛰居在远古农耕文明的记忆之中，在都市生存反而产生一直“被抛”感。他笔下的乡村记忆是如此地和谐、质朴、温暖、祥和，近乎神圣地呈现出纯净的浪漫主义风格。身居都市的诗人，唯有来到麦地，才能得到灵魂的洗礼。“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体现了海子完全农耕时代的“世界大同”理想，正如他在《五月的麦地》中所写：“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 南方 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 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
海子，一个孤独的诗人，一个绝望的诗人，一个生活在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的诗人。在温暖的意象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与这个世界的隔绝感。在《麦地》中，海子是以第一人称抒情的，他所面对的隐含读者是“你俩”、“你们”。而且，他自己是超越于“你俩”和“你们”之上的身份。比如：第二节的“和你俩不一样/在歌颂麦地时/我要歌颂月亮”，一下子就与世俗抒情态度拉开了距离。他虚构出的“月亮”下的麦地，既有浅浅的现实的影子，又蒙上了浓厚的迷离梦幻色彩，极具象征意义。最后一段：“就让我这样把你们包括进来吧/让我这样说/月亮并不忧伤/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纽约和耶路撒冷/还有我/我们三个人/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我”同样是超越现实中“穷人和富人”、“纽约和耶路撒冷”二元对立之上的“第三个人”。这个“第三个人”其实带有了神性特征，或者叫“救世主”。海子是一个渴望扎根大地的诗人，但是其骨子里却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漫游者。这颗麦子是远离都市的生命存在。
在现代都市里，他无法找到内心的麦地。他的所有“麦地”境界，都是一场梦幻。因此，“麦地”之梦注定是绝望结局。在海子自杀前夕，在两首诗中出现过绝望的麦子：一是《黎明（之二）》：“永远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冈上。”二是《四姐妹》：“空气中的一棵麦子/高举到我的头顶/我身在这荒凉的山冈”，“一棵空气中的麦子/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这里的“麦子”就是诗人的化身。
每个诗人的自杀都有具体的原因和导火索，而他们自杀行为的原动力和审美内驱力来源自他们对现实、历史、世界、人生、命运的总体理解和体验。诗人们的生活往往是非实践意义的审美生存，因而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的生存矛盾就进入其诗篇凝结为基本母题，在这基本母题中展开他们灵魂的所有冲突。这种冲突又具有一种自我生成、自我衍生性，愈是深入现实和物质世界，愈是由于其邪恶而遁向圣洁的诗国；愈是发现诗国之圣之纯，愈是要远离现实。他们自毁的根源在于其更多地沉于非实践意义的审美现实而抛弃了实践意义的现实生存,成为无限漂泊的灵魂。但是，实际上，作为灵魂避难所的“麦地”意象只是一场“乌托邦”，甚至变异为“异托邦”。
里尔克的诗学道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里尔克最初也是一个蹈虚的浪漫主义者，后来，他通过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考，重新定位自我，诗风大变，他的创作告诉我们，灵魂的故乡是客观的“物”。我们看到，愈是抬高主体价值,愈是沉洒于自我，所走的路就愈狭窄，大地才是存在的整体，万物才是真理的寓所。把灵魂交付大地，把生命交付万物才是真正的诗路。诗人应更多地接受这个世界，主动地去承担苦难的人生，只有沉入到事物内部，才能揭示深蕴的内含。只有去承受悲哀，才能在对悲哀的忍受、认识、接受过程中，使灵魂渐趋成熟。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说：“我们悲哀时越沉静，越忍耐，越坦白,这新的事物也越深、清晰地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就更好地保护它，它也就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的命运。”（冯至译里尔克《结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5l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海子走到了人生终点，“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春天，十个海子》），“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留在地理的人，埋得很深”（《黑夜的献诗》）。这个以“麦地”为生命存根的诗人，最终殉身于“麦地”的乌托邦，弃绝了人世，于是“乌托邦”成了“异托邦”。
附：
麦地
吃麦子长大的
在月亮下端着大碗
碗内的月亮
和麦子
一直没有声响
和你俩不一样
在歌颂麦地时
我要歌颂月亮
月亮下
连夜种麦的父亲
身上像流动金子
月亮下
有十二只鸟
飞过麦田
有的衔起一颗麦粒
有的则迎风起舞，矢口否认
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
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
家乡的风
家乡的云
收聚翅膀
睡在我的双肩
麦浪——
天堂的桌子
摆在田野上
一块麦地
收割季节
麦浪和月光
洗着快镰刀
月亮知道我
有时比泥土还要累
而羞涩的情人
眼前晃动着
麦秸
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
收麦这天我和仇人
握手言和
我们一起干完活
合上眼睛，命中注定的一切
此刻我们心满意足地接受
妻子们兴奋地
不停用白围裙
擦手
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
我们各自领着
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
的孩子 在河流两岸
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
洗了手
准备吃饭
就让我这样把你们包括进来吧
让我这样说
月亮并不忧伤
月亮下
一共有两个人
穷人和富人
纽约和耶路撒冷
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
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
白杨树围住的
健康的麦地
健康的麦子
养我性命的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