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和《宽阔》，另著有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等多部。作品曾入选多种文集（年鉴），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年度诗歌奖（2002）、人民文学奖（2004）、十月年度诗歌奖（2011）等。

　　授奖辞

　　张执浩认为，写作是抵抗心灵钝化的武器，他的诗歌，正是对此最好的诠释。从纯净明亮，到芜杂混沌，再到自然随性，美学风格的流变与他对人生经验的体认同步。他出版于20 13年度的《宽阔》，品质更见简朴，语意更为本然。生命落实于生活本体，服帖于宽阔的大地之上，在日常生活的尘嚣中，诗人竭力为卑微的事物正名，为物质时代的精神肌理塑形，有温情暖意，亦有失意怅然；有淡雅的乡愁，亦有难言的愤懑。生命的圆熟与诗歌的纯然互为一体，张执浩以其专注的诗歌梦想，回应了一种伟大的汉诗传统。

　　获奖感言

　　多年以前我从一朋友处领养了一只杂毛狗，取名“花旦”。就像我在许多诗文中描述的那样，她是一只怪里怪气的小狗，性情乖戾，性格孤僻，不善于与同类相处，更不见容于异类。花旦对出现在眼前的任何活物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哪怕是一只飞过头顶的蚊虫、一只掠过地面的飞鸟的阴影，她都会忘情追逐，以至于我不得不时常教育她：“人家是飞禽，而你是走兽”：“飞禽有飞禽的弹道，走兽有走兽的迷途”……就是这样一只有如一堆杂草般的小狗，在我眼前拂来晃去，一晃将近12年。因为居家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来花旦成了与我相处时间最久、交流最多的活物，我读书的时候她看着我，我写字的时候她仍然看着我，仿佛有话要说，却终于欲言又止。有很多次，我感觉到她就要开口了，马上就要开口了……而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来我持续不断地写作，只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事实：花旦是不会开口说话的，荒诞和传奇也并非我们存在于世上的理由。我愿意将这个发现视为我与另外那些写作者的不同。我写下的不是荒诞，不是“日常生活的奇迹”，我写下的是接受和顺应了这种荒诞和传奇之后的不可思议，我写下的是我能够把握可以领受的现实，而不是猜疑和幻听。简而言之，我要为这不值得一过的人生找到反复来过的理由，即，人之为人的理由。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琢磨，究竟该怎样处理诗歌与日常的关系，又该如何打通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情感壁垒。后来，我意识到，与其这样先想明白了“诗歌”是什么之后再写作，不如让思想先混沌起来，让血肉丰沛起来，如此，诗歌便会自动现身。在日复一日的无望中保持着生活的热情，在铺天盖地的资讯轰鸣声里保持住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这是我们需要的。诗歌还需要我们时刻张开感官和触觉，对生活做出条件反射似的反弹。一个真正有力量有行动能力的诗人从来都不会有“看破红尘”的那一天，因为诗歌不是望远镜，也不是显微镜，它只是我们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它并不去看破、看透、看穿什么，它只是看见，或者说，以看见的形态呈现出这个世界的部分真相，那些真相并非一味的残酷，也并非一味的美好，诗歌告诉我们，残酷和美好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同样重要。

　　在辑录于《宽阔》这部诗集里的许多近作中，我试图强化我对诗歌的一些理解，甚至是偏见，诸如，诗歌不是写出来的，你写不写，它都在那里，写作者惟一的使命就是通过生活抵达诗歌所在的现场，发现它，然后加以指认。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被动写作的方法看似消极，其实非常考验我们的身心。我认为，一首成功的诗歌应该具有让时光重现、让万物复活并再度生长的力量，它能发出召唤人心的声音。当我说“目击成诗”时，我想培养自己坦然面对日常生活的能力。事实上，这种能力在我们先辈诗人那里只是一种基本功力，譬如杜甫，他总能将个人的命运天然地置放于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中，即便偶尔“面北”投下令人心碎的一瞥，这一瞥之下就能流露生发出了无限的家国情怀。不刻意，不抱怨，化戾气为命运的馈赠，这种练达从容的心境无限拓宽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空间。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由心到脑，再到手，这两段路程既短暂又漫长，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将它打通为一条坦途，然后一气呵成。所以，我依然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爱琢磨、好奇心很重的文学学徒，这不是谦卑，这是我的本分。

　　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们，是你们睿智的慧眼将我从一群又一群奔涌而来、呼啸而去的诗人们中挑选出来，授予我“年度诗人奖”的美誉，让我有幸与已经赢得过这个奖项的那些优秀诗人们并列在一起，我不认为这是缘于我个人有多么优秀，我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友谊，一种基于时代对诗歌的尊重和理解的友谊。

　　诗的价值在于挽留和重现

　　南都：《宽阔》收录了你2001-2013年的诗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这些年的写作是否发生过变化？

　　张执浩：和很多“生于60年代”的诗人们一样，我也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学校园里开始写作的。我早期的作品诸如《糖纸》等，非常纯粹、透明，几乎没有什么杂质。这种状况持续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生存经验的变化，以及对自我写作的质疑，我的写作也进入了混沌期。这期间我写了大量的小说，长中短篇都有，但并没有放弃诗歌写作，像《内心的工地》，包括后来的《美声》，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里面增加了大量的叙事元素，还有戏谑、反讽等等。我个人觉得，这个时期我的写作虽已为我赢得了较大的名声，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完全形成最贴身贴己的风格。

　　直到新世纪网络时代的到来，通过办“平行文学网”，结识了许多更年轻的诗人。如果说，我从这些新进的年轻诗人那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一种松弛的力量，敢于放下，也敢于担当。我们以前可能绷得太紧，离文学太近了，以致看不清楚自己，也看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好的文学。2003年《高原上的野花》的出现，标志着我的诗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接下来的这十年里，我自己也感觉状态越来越好，个人的写作面貌也越来越清晰了。朋友们说，老张在这几年既呼应了从前比较纯粹的状态，又抵达了个人独特的存在之境。可以说，《宽阔》这本集子尽管跨度很大，但仍能够完整地呈现出了我的整体写作面貌。

　　南都：近年来写诗主要着力点在哪里？

　　张执浩：我在获奖感言里写道，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具有“召唤”和“复活”的能力，它能召唤人心，让万事万物从灰烬中浮现出来。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在过一种“边生边死”的生活，每过一天，这一天就消亡了。而文学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把时光挽留下来，把我们内心里对生活的愿望、渴望存留下来。它不是平面记录，而是挽留、重现，再造另外一种心灵的现实，这是一种时光无法抹却的现实。

　　近几年我的许多诗歌都触及到了这个命题，就像我在一首诗中写到的那样：“我经常摸自己，以便证明/身体不是遗体”。我的很多诗貌似在写我的童年经验，其实它呼应的是眼下生活中的某一状态，这不仅仅是记忆的复活，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召唤，让日常具有来历、出处和血肉。很多诗人也写童年，但往往局限于过去的状态，或局限于现在的状态，我试图打通这两个时空。

　　南都：打通过去和将来，为什么要这样写？

　　张执浩：因为我现在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很多改变。毕竟人到中年，生活慢慢稳定，你会越来越发现，时光是一块板结在一起的东西，今天也是明天，没有惊奇、错愕，没有断层和冲突，这样日复一日你会产生一种心灵上的焦灼感。如何在舒缓的节奏下，找到一种与生活对峙的紧张关系，这是每一个自觉的写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说来好笑，每天早上我都要坐在床上，给自己寻找一个起床的理由，如果没有理由，我可能会在床上继续待下去。这是我诗歌中很变态也很强大的一种动力，即，在新的一天来临之际，我必须找到一个让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在这样一种动力的驱使下，写作就不是为写而写了，而是为了活下去而写。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生活本身找到一个理由。

　　南都：你会找到一些什么理由？

　　张执浩：我会因为想到一个词语而爬起来，这个词语激活了我，有时是一句话，有时甚至就是一个闪念。躺在床上翻翻书，思考思考诗歌的问题，这是一桩很有趣的事情。我平时思考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写作的时间。一天24小时，我大概有12小时是待在床上或沙发上的。当年很穷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等有了钱后我要买一张好床，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因为我相信我的人生大部分时光将在床上度过。你看我的微博签名就是：“貌似写作，其实，我热爱的是：厨房，和床。”找到一个可以激活我的东西，帮助我进入崭新的一天，这其实就是与生活构成一种紧张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的写作充满挣扎的力量，有了挣扎才能见血肉。

　　南都：你理想的诗歌是什么样子的？

　　张执浩：理想的诗歌首先要找到一个理想的读者。而这个读者与这首诗之间是两相遭遇的。读者碰到一首诗歌，会觉得，哎呀，太好了，为什么不是我写的？这就是理想的诗歌和一个理想读者的关系。此时、此地、此种心境，刚好你碰见了这首诗。好诗的现身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现象，说玄乎一点：是上帝借他之手写出来的，也是上帝借你之眼阅读到的。对于这首诗来说，你写或不写，它都在那里。就像一朵花，你不看它，它就不存在了吗？诗人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让自己的触觉充分张开，使自己处于精神饱满的状态，然后你偶然到达了那个地方，看见了它，并用成熟的个性化语言将它完整地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理想的诗歌在等待理想的诗人，理想的诗人在等待理想的读者。

　　一首理想的诗歌一定要有时空感，它不能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它必须通过恰如其分的语言召唤出读者内心的渴望。我们现在的很多诗歌都气短了，一个事情说完就没了，一个感叹发完了就结束了，没有回味，更谈不上回旋。经典作品的气息都很绵长隽永，能让读者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不同的感受。对于诗歌来说，写作者写完了就该隐身而去，不再与文本有任何关系，诗歌自有命运。

　　南都：那首著名的《高原上的野花》也是被您“碰见”的吗？

　　张执浩：对。大概十年前，我去川西高原游玩，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清凉的溪流从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地流过，……那种强烈的地域地貌的转换深深打动了我，在我眼中，那些小花就像我女儿一样。因此我信笔写道：“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这首诗塑造了“张执浩”这个整体诗人形象。而这首诗其实是一个咏叹调：“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在反复的回旋和递进中，每一个词语都对应着那里的自然风貌，也对应着那一刻我的内心状态。我常说，这是我捡来的一首诗，只不过我去得比别的诗人早一点，而恰好这首诗在那里等我罢了。运气很重要，写久了，你就会体会到写作是有运气成分的。

　　我喜欢低调、腼腆的文学

　　南都：你近年来的诗歌里有许多写自然的东西，感觉你和自然的关系非常亲密。

　　张执浩：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很多记忆停留在5岁到9岁。小时候特别调皮，专拣大人们恼火的事干，我写过一首《冬青树》：“我在冬青树上睡了一宿/那年我五岁/被父亲赶上了冬青树……”这些都是真的，因为犯了错受父亲责骂，我就爬到树上呆一晚上不下来。妈妈躲在门边抹眼泪。我哭的时候鸟就叫，我不哭的时候鸟都不叫了，都是真事。童年时代的很多经验在我的诗歌里都有反映，但我要做的不仅仅是回忆和描写童年生活，还要通过它反观、投影到我正在经受的这个时代的生活。

　　南都：你还有一些诗写到生活里非常碎屑的场景，但你会把它变得很有趣，比如打鸡蛋……

　　张执浩：有些事是有趣的，不是有意义的。人是靠趣味靠意味而活着，而不是靠意义活着。而且我也认为，我没有思想，只有想法。很多人在寻找与众不同的思想，但我们的先人已经将思想穷尽了，我们现在至多有不同的想法而已。

　　很多时候，我的写作不是要追求意义，而是要呈现意味。“打鸡蛋”能有什么意义呢？但如果你善于观察，你就会发现，当两只鸡蛋相撞时，“必定有一只是主动的”，而且，“主动的那只会先破碎”……很多生活是可以放大的，放大了才会有发现。比如做菜，一个好厨师告诉你菜怎么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你做菜只是为了吃饱饭，那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觉得像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但我为什么又要死皮赖脸地往下过呢？这里面必然有一个生命的原点，我要做的不是从中找到所谓的意义，而是找到那样一种深邃而神秘的动力。这种动力也许就是明知无望，却满怀希冀；明知没有意义，却要让它变得意味深长。

　　南都：在《宽阔》的跋里你写到自己是“失败者”，这怎么理解？

　　张执浩：很多年前我就觉得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当然是文学意义上的失败者。我觉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就应该是一个沮丧的人，因为当你越逼近生活的真相，逼近命运的真相的时候，你就会愈来愈觉得失败是一种宿命。

　　我反对一切沾沾自喜的写作，包括真理在握的写作。但凡哪个写作者在我面前流露出得意洋洋的嘴脸，那个人就不是我的同道。我喜欢的是低调、腼腆的文学，甚至是略带羞怯的充满疑惑的写作。这是基于我个人对文学的认知。任何好作家都是很绝望的，所以才有反抗和抗争，才会去寻找面对自生自灭的勇气和能量。但如果我们的文学只是一味地展现绝望的人生，未能发出希望的光芒，那也就失去了意义。给无望、受蔑视和遭践踏的人生以生活的勇气与信念，在虚无中帮助自己和他人找到可以倚靠的东西，这样的写作终究是我们需要的。说白了，就是，我即便不能给你幸福，但我尽量让你能在这个不堪的人间感觉到舒服。

　　当代诗人都太着急了

　　南都：请讲讲你的人生经历。除了写诗之外你还在做些什么？

　　张执浩：我的生活经历其实非常简单。大学毕业那年，家乡办了所大学（现荆楚理工学院），校长来母校华师要人，把我的心说动了，于是就伙同母校的另外几个人一起回去了。我在荆门大学待了一年零九个月，感觉那基本上就是一所“野鸡大学”，没有文化氛围，闲得慌。我当时正在谈恋爱，对象在武汉音乐学院工作。她有个学生家长在海南企业家集团公司任副总，说公司老总特别需要一个写作能力好的秘书。于是我就跑到了海南，当上了总经理秘书。但我当时对商业完全没有概念，成天拎个钱箱子跟着老总四处跑。我不会谈判，每天只有陪酒睡觉，心里烦乱。

　　几个月之后，我利用春节回到武汉，和女友到他们校长家拜年，校长说音乐学院刚好缺一个历史老师，这样我就机缘巧合地调到了武汉音乐学院。在音乐学院一待就是十年，起初在附中教历史，后来到大学教选修课。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在本地已经积攒了一些名气。市文联文学院院长邓一光很爱才，到处找我，找到后，就让我去文联当专业作家。后来他笑道，所有的专业作家中只有我和他谈过条件的。

　　我现在除了自己的写作外，还要主办一份连续出版物：《汉诗》，这份泛诗歌读本已经做了7年，公开出版了25卷。除此之外，我从前年开始帮方方主编的《长江文艺》杂志主持诗歌栏目，另外还有《大武汉·地铁周刊》每周一期的“汉诗在线”，还有一些社会活动。

　　南都：《汉诗》给湖北诗人提供了一个发声的空间。作为湖北诗人的代表，你认为湖北诗人群体有什么特征？

　　张执浩：和当代中国很多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不是一个标签在身的诗人，我虽身在体制内，却又固执地秉持着民间立场；我不是知识分子和学院派，但又具有一定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精神。当第三代诗歌运动在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如火如荼的时候，武汉基本上被绕过去了。我曾与韩东杨黎他们探讨过，“如果当年我们有现在这种比较密切的联系，武汉的诗歌面貌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而现在这种样子究竟是好还是坏呢？真的不好说。长期以来，湖北占主流的诗歌主要是政治抒情诗和乡村抒情诗，没有现代主义诗人的一席之地。而武汉年轻一拨诗人都相对沉潜、低调，大多是从大学开始写作，毕业后从事各自的工作，各自写各自的诗，没有旗帜也没有帮派，甚至在生活中也很少交集。第三代诗歌主要是靠运动靠集结发展起来的，而武汉平静得很，如果说有一点动静，也没有闹腾出大气候来。直到网络时代的到来，有了“平行”、“或者”等网站，才把网络诗歌推动起来。武汉的很多诗人既不官方，也不民间，什么都不沾，只是一直写一直写，不图发表，也不参加任何诗歌活动。但自从有了同仁网站，又有了《汉诗》、《象形》这样的平台之后，才慢慢凝聚起来。现在外地的很多诗人都爱往武汉跑。

　　南都：《汉诗》已经出版了25本。做了这么多年《汉诗》执行主编，有何感触？

　　张执浩：编刊物时间长了，就发现，当代的好诗还是太少了。或者说，好诗不少，能担当起好诗人这个称呼的人太少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很疑惑。当年做网站的时候，我大力推荐的许多年轻诗人，10年之后再看他们的作品，真是感觉后劲不足。这可能是这个时代让人比较头疼的地方。所以我说写作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每一个写作者都要面对自生自灭的命运。现在许多年轻诗人才华逼人，但能坚持多久，是个问题。写一首好诗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好诗人比较艰难。也许这和当下的生活状况有关，一个年轻人很难摆平生活，只能被生活颠簸着渐行渐远。生活真是个庞然大物，当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其较量时，文学才华不值一提。

　　南都：你怎么看待当代汉语诗歌的整体状况，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有大诗人吗？

　　张执浩：诗歌不存在进步之说，只存在表达方式上的变化和差异。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不需要进步的，当代汉诗也不是进步来的。在我看来，当代汉语诗歌的状况是良性的，也非常健康，看似混乱无序，其实脉络清晰。大诗人已经出现了，而且远不止一两个，只是要看你怎么定义“大诗人”这个概念。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是每个写作者都想自己写文学史，把自己写进去。诗人们太着急了。去年在云南参加一个活动，我说：“当代诗歌表达的成分太多了，自然呈现的太少。”在表达和呈现之间，我认为需要更多的呈现，冷静的，客观地呈现。但我们现在的诗人们都不太具有这样的耐心，他们更愿意表达，而且嗓门越来越大。大家太想发言了，最后一个个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

　　
　　搜狐文化专访“年度诗人”张执浩 

　　搜狐文化：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诗歌不是写出来的”？

　　张执浩：对，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坚信诗歌不需要写。一个好的诗人，他会时时刻刻保持“写”的那一刻的到来。我写诗歌也写小说，我觉得写小说，需要像一个劳动者一样去伏案写作，但写诗就是像一个人去生活，然后在生活现场感受生活，有脱口而出的语言能力。这也是我最近老在说的，我对诗歌的追求方式：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目击成诗是对自我写作的一种警示，我不写看不见的，我的诗歌从来不是一种意向，不是猜测，诗歌是一种可以把握可以感知的日常现实，这样一种日常现实对当代诗人是一种挑战——如何用独具个性的东西，比较深刻地呈现日常现实背后暗藏的玄机。我老写日常，但和别人不同的是，我不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罗列，而是日常生活中人之为人的秘密，比如我已年过半百，尽管这样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但仍然为之乐此不疲地去努力，这中间必然暗藏些玄机，我就是通过写作去发现、触及这种命运的机关。

　　搜狐文化：“生活”这个词在你的诗歌写作中，一直以来都是个很关键的词语。有些诗人不大愿意去外露这种个人化生活化的东西，为什么“生活”在你的写作中占有这么核心的位置？

　　张执浩：这和我的生活有关，基本上我就是个居家男人，年近50了还是，这种状态也是被迫的。从早期独自带女儿，到这十年来为一条狗而改变生活，放弃很多出门游玩的机会，这些看似被迫的生活，我消解了很多对生活的抱怨，把它看做这是认知生命的一种通道。在我的诗歌中，有人间烟火味，你可以看到我个人的身影，在诗歌中我不是对日常琐事的抱怨，而是一种平和的语调，而且越来越平和。

　　搜狐文化：好像你最近也在读一些古典诗，比如陶渊明的诗歌里也是很日常化的东西。

　　张执浩：现代的大学文学史把古代诗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审美，比如杜甫的诗，杜甫的诗很多都是日常的。

　　搜狐文化：很多人在微博上表示，收到你的《宽阔》很激动，比如韩东就说你是一位被低估的大诗人。

　　张执浩：（笑）这只是朋友间的一种说法了。《宽阔》是我出版的四本诗集中最成熟的一本，也是最能体现我写作特色的。

　　搜狐文化：你曾说过，通过这本诗集的写作，开始面临文学本质的东西，这个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张执浩：就是我刚才说的人之为人。我一定要让我的文学作品有热情，如果没有热情怎么活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