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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随笔集《一个人的诗歌史》
作者:YUANLIUW 时间:2012-09-10 12:41:21 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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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诗学随笔集《一个人的诗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刘春,70后诗人、评论家,1974年出生于广西荔浦。著有文化随笔集《博尔赫斯的夜晚》《或明或暗的关系》《让时间说话》《朦胧诗以后》,诗集《忧伤的月亮》《幸福像花儿开放》等,近年在《花城》《读库》《星星》《名作欣赏》等开设随笔和评论专栏。其诗歌史随笔集《朦胧诗以后》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一百余种媒体进行了报道。

◎内容简介
一部论述中国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的诗学随笔,一幅中国新时期波澜壮阔的诗坛画卷。之前曾在《读库》和《花城》连载,在海内外强烈反响。通过对著名诗人海子、顾城、于坚、西川、欧阳江河、黄灿然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与互证,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一个古典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重要评荐
《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可贵,正在于它以一颗真诚、敏感的心灵对诗歌的寻求和接受,唤起了人们的阅读记忆,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诗歌,对那些照亮、提升我们的精神事物的爱,让人在一个沮丧的年代再次感到了诗人与诗歌的意义。
                                       ——王家新

1978年以来重新复活的中国自由派新诗已经成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汉语。刘春的思考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诚实、谦虚和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属于正在对这个传统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年轻一代诗人。
                                       ——于坚

刘春用真诚去感受诗歌兄长们的生活行迹与作品内涵,再把所获得的感受形成可以触摸的文字,这是一种综合性极强、韵味极其丰富的文体,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
                                       ——柏 桦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诸般成就被彻底认识之前,描述出诗人们的精神状态、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使之不再处于被层层遮蔽的境遇之中,是一项基本的、迫切的和重要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刘春这一系列文章意义非凡。
                                       ——西 川

◎简明目录

序一:“一个人的诗歌史”与“最初的泪水”/王家新
序二:刘春的书写风景与历史工作/柏 桦

顾城: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
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于坚: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欧阳江河: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西川: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黄灿然: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后记:我想记录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刘 春


◎序言一:“一个人的诗歌史”与“最初的泪水”
王家新

两年前,我本人参与评选工作的“宇龙诗歌奖”决定将那一年度的宇龙诗歌奖授予寒烟、李以亮、刘春三位诗人时,我曾代表评委会写有以下的颁奖辞:

“本年度宇龙诗歌奖授予诗人刘春,多年以来,刘春的创作始终保持了他对诗歌的谦卑、敏感和真诚,他的诗日益贴近他自己的生活,由技艺的练习转向对内心的发掘和呈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歌批评文集《朦胧诗之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不仅显示出他对诗歌现场的持续关注,更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和独到、睿智的诗歌眼光。”

这应该说体现了大家对刘春诗歌和诗歌批评的某种共同看法和评价。这些年来,诗坛上众声喧哗,花样繁多,从事诗歌批评或研究的人也真不少,但为什么刘春写下的那些文字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呢?

首先,刘春不是以一个评判者或纯学术研究者的姿态,而首先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从个人的接受和阅历出发,切入了中国当代诗歌近二十多年来的历程。这就使人感到亲切。他为我们提供的,首先是一份个人的亲历和心灵的见证。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比他所论述的六位诗人都要小一辈或半辈。他所讲述的,是他作为一个年轻诗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与那些诗歌心灵的相遇和对话,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的“经验的生长”。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两个细节,一是他在一篇论及本人的长文中所回忆的他在读到《帕斯捷尔纳克》一诗后“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一是他写到他早年在一个地方实习时,从那里图书馆的杂志上第一次读到《瓦雷金诺叙事曲》,最后竟忍不住把那两页纸撕了下来带走,并说这是他生平所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但正是这样的坦露,使我对他一下子产生了信任。因为诗要寻找的正是这样的读者,正是这样一颗满怀着秘密的爱、渴望和颤栗的心灵。

诗人策兰曾把诗歌比喻成一种“瓶中的信息”:“它可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冲上陆地,也许是心灵的陆地”。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可贵,我想正在于它为人们敞开了这样一片“心灵的陆地”。它以一颗真诚、敏感的心灵对诗歌的寻求和接受,唤起了人们的阅读记忆,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诗歌、对那些照亮、提升我们的精神事物的爱。

与此相关,刘春所做的工作,也让我想到了人们所说的“现象学还原”。他所做的,不

是那种纯理论阐释或模式化的研究,而是以充满经验血肉的叙述,力求把我们带回到“现场”,从中真切地感到一种诗歌脉搏的跳动。在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中,他不仅从个人的阅历出发,还运用了很多资料和细节,尤其是注重把一个诗人的生活、创作历程与时代语境结合起来,以写出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与心灵史”。例如写顾城的那一篇,面对顾城看似单纯而又复杂难解的创作历程,尤其是面对那众说纷纭的“诗人之死”,他决不把问题简单化,一方面,他注重广泛收集资料,展示各方面反应,另一方面,他很独到地以一些细节、现象和文本解读(比如对《墓床》一诗的解读)为线索,以深入到那黑暗的谜一样的命运之中。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顾城比较了解,但读了刘春的这篇后,我需要调整自己的看法了。的确,这不同于文坛和媒体上那些煞有介事的“揭秘”,它通过更深入、确切的叙述,帮助读者建立了对诗人命运的某种“可理解性”。就在这篇长文的最后,刘春还引用了这样一席话作为结尾:

“记得顾城桂林漓江诗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这样的话,因为有了顾城自己的悲剧性一生作为背景,我自己在今天读了也“感慨万分”!这样的诗人评传把人引向的,绝不是那些表面的逸闻趣事,而是对命运之谜的沉思,也是对身处黑暗而又超越黑暗的那种灵魂力量的最终揭示和肯定。

然而,说到最后,刘春的诗歌批评之所以值得关注,正如“宇龙诗歌奖”颁奖辞中已提到了,不仅在于其对诗歌现场的关注,也不仅在于其亲切可信,更在于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批评品格。刘春属于诗坛上活跃的“七0后”一代,但他绝没有同时代有些年轻人常显露的那种“轼父情结”,他始终保持了对诗歌的敬重和谦卑。他也没有被当下诗坛种种的“圈子批评”和门户之见所左右。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他不从利害出发,也不油滑,而是始终忠实于自己对诗歌的心灵直觉和认知。这一切,正如他写欧阳江河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这种清醒的眼光和独立的品格,在当下中国诗坛尤为难得。近十多年来,正如很多人已很痛心地指出的那样,诗歌圈子里的“风气”已坏到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党同伐异,价值颠倒,或肆意诋毁,或自我炒作,所谓诗坛几乎已沦为一个权力场和垃圾场,让人避之不及。这种风气已严重影响到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我们看到的是,批评文字的满天飞,恰与“批评的缺席”成正比。环顾当下,又有多少公正、有眼光、有勇气的批评呢?

刘春自觉地同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不屈从于种种偏见甚至压力。他向我们显现了一种批评的良知和伦理。他避开诗坛上那些种种的权力和利害关系。他只是为他心目中的诗歌和价值而工作。他所做的工作,让人们在一个沮丧的年代再次感到了从事诗歌的意义。这里我还想特意指出,即使对他喜欢的诗人,他也不盲目。他该有所保留就有所保留。他保持了他的诚实,也保持了作为诗歌批评的尊严。

阿多诺晚年曾这样讲过:知识分子的希望不是对世界有影响,而是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的写作。这种希望,也就是“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吧。

刘春对中国当代诗歌持续的关注,让我再次感到了这种希望。长久以来,许多中国诗人的写作,并没有得到充分、深入的阅读和认识。看来它只能“对个别的心灵讲话”。不过这样也好,这正好合乎其性质。这也会把它们留给未来。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诗人蓝蓝写矿工的一句诗“作为剩余,你却发出真正的光芒”。

那些真正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都是这样的“矿工”。

到目前为止,刘春已出版和即将出版好几本诗歌批评随笔方面的书了。这不仅使我们感到了他的热忱。正好在他请我为他这本《一个人的诗歌史》作序的时候,我从书店买回了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这本书我一读就很难放下。洛谢夫在这本诗人评传后面的访谈中谈到他很早就和布罗茨基认识,但直到第一次听到布罗茨基的朗诵,这才意识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怎样的诗人,“因为我似乎感觉到,我听到的诗源于某个人的梦,也是我始终梦寐以求的,似乎是某人捕获了它,把它写了下来”。

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个重要的、天启般的时刻。愿刘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断带给我们“从深海听到的词”(策兰语),或者如海子所说,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他的,也告诉给我们每一个人。
                   2009/11/4
 

◎序言二:刘春的书写风景与历史工作
柏 桦


在此,我要向文学研究者及普通读者慎重推荐诗人刘春所写的这本书《一个人的诗歌史》。为何要如此慎重其事?原因很单纯:如果一位读者想了解“朦胧诗”(我从来不认可这种命名,我更乐意叫它“今天派”,但考虑到普通读者以及人云亦云的诗歌专家对“朦胧诗”情有独钟,我也随遇而安,就用这个称呼)之后的一代诗人的生活与写作状况,那最佳读本肯定就是刘春刚完成的这本奇书。

为何说它是一本奇书并还如此肯定地推荐,且听我如下紧接一一道来。

这本书,从文体角度上说,可谓作者自己所说“四不象”:它既是诗人成长的故事,也是作品的细读,又是诗坛状况的介绍等……进一步说:它像评论,又像(断片的)传记,也像新闻,犹如作者在《后记》中概括的那样:“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如此庞杂的文体融于一炉,就需要一个核心来稳定它,并使各路文风跟随这核心旋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杂于一”)。这是怎样一个核心呢?正是随笔的核心,即思想性、学术性以及断片中令人折服的“试验性”闪光(这也是随笔区别于散文的地方),从而排除了散文所偏重的感性。另外,这种随笔也区别于纯粹的论文,其中的妙处犹如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的《自序》里所说:

“论文”是一篇学术作品,点缀着许多脚注;“散文”(按:这里的散文其实是指随笔,宇文所用的词是essay,而不是prose,下同)则相反,它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学术性的。“论文”于知识有所增益,它希望自己在未来学术著作的脚注中占据一席之地;“散文”的目的则是促使我们思想,改变我们对文中讨论的作品之外的文学作品进行思想的方式。“论文”可以很枯燥,但仍然可以很有价值;“散文”则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

由此可见,这种能够娱思(entertaian an idea)的随笔文体——将文学性、思想性、学术性融为一体——不仅提供了别具一格的书写样式,也预示了另一种书写风景。刘春这本书还用说吗,他正是循着这一样式和风景为我们娓娓写来的。

为此,我当然要对此书做出特别的肯定与推荐。另外,如有读者存心要将刘春这本书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作一番互文比较也未尝不可,那是我所乐意见到的,也是作者暗含的雄心。在此,我且宕开一笔,再继续来谈一下我对此书的一些感受。

本书以个案研究与一个时代的整体诗歌场为经纬编织而成,总共写了六位诗人的“成长史与心灵史”(刘春语)。这是刘春系列随笔的一部分,据我所知,他所关注并撰写了专文的诗人远远不止这六位诗人。在这些随笔中,“史”是其中一个重点,正如书名所示:“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也是我尤其欣赏的。这跟我的志趣有关,犹如我在上课时反复告诉我的研究生,切不要去学虚幻的阐释,那不仅会使学术的行家里手笑话,而且阐释本身水分大,还有拖延字数之嫌,除非你是耶稣或孔子,否则岂敢随意阐释;只有史学功夫(也包括语言学功夫)才是真学问。我从来就只偏爱具有严格历史学训练的文章,不大瞧得起临空蹈虚的阐释,即我一贯独尊汉学排斥宋学(简单解释一下:汉学重考据、实证,偏好以小见大;宋学重义理,即阐释之道)。我这样说,读者切莫误会,以为我完全拒绝批评。其实从此可见,我是太重视批评了;我只是想着力强调以具体史实带出的批评,并且恰如其分,而非瞒天过海、逛语联翩。真是幸运,刘春在这本书中所展览的六篇批评随笔正合我心,满足了我的阅读期待。他以历史学者般的眼光,首先着手处理了每一个诗人的基本传记材料,这其中最见作者的剪裁功夫,即哪些要,哪些不要;哪些是重点,应突出书写,哪些是次要的,应略写。之后,这些材料又怎样与所引用的诗篇及恰到好处的评论天然地融为一体,并还要在其中贯穿一种潜在的思想性与倾向性?这一切综合的工作,刘春都完成得若行云流水,天衣无缝。加之,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便自然地在行文中带出一种特别的新闻现场感及深度报道感。这些随手携来的意外品质无疑又为这本书已经很丰富的文体锦上添花,读来无不令人涵咏。同时,由于“新闻”的适量介入,这六篇文章显得更为落实、可靠、饱满,并逶迤出一种科学般的准确性,真应了“诗有别才”一句矣。为此,我称这一写法为一种评传式的随笔写作(以史学笔法为主要特征),这种灵活机警的随笔非常好看也极为耐读,它的资料性及作者随处的洞见不仅对相关研究者很实用,对普通读者也一定会是赏心悦目的——他们通过这本书及书中的六位诗人便可较为充分地认识了一段诗歌史。我每每也不觉跟随作者的文字一路宛转而下,欣赏起沿途各个不同的景致来,即每位诗人不同的侧面:诗或生活或内心的悸动……


历史很奇妙,往往需要等待,等到某个恰当的时候以及某个恰当的人出现,那其中一页才会被精彩地书写出来。从这一角度说,“朦胧诗”之后的这六位诗坛精英是幸运的,一位比他们小十余二十岁的诗人刘春(1974年生)即时出现了,并愉快而勤勉地胜任了为他们画像的任务。

那么,刘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顺势而来,我要为普通读者作一个介绍(诗人们对他应是很熟悉了),并以此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独独是刘春而不是别人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说起来,我与刘春神交接近十年,但迄今为止从未见过面。最初的交往是他寄给我的一封约稿信,信中向我要一件我的手稿,似乎要用于他所编选的一本诗集中。由于我对他有所了解,便很认真地开始翻箱倒柜,从一个布满灰尘的纸箱中寻出一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稿《牺牲品》。为何单单选这篇寄他?那是因为我觉得此篇手稿品相最佳:从零乱的改动中,你可清楚地见出一首诗产生的轨迹或刻痕。此后,我又读了他的诗歌,其中一些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认真、严格且心怀抱负的诗人,用一种古典主义的口语写作。再后来,我又读到了他大量的随笔,其中有许多是写当代诗人的,而这些随笔在那时已显示出他后来不同凡响的评传随笔形式了。从这些随笔中,我发现了他宽阔的诗歌视野与品位,他绝不坚执于一种诗歌口味,从这本书所选六诗人可见,他既能激赏口语诗人如于坚、黄灿然,也能对欧阳江河、西川给予极高的礼赞。

这里,我要稍稍多说两句黄灿然。因为刘春对他有一种隐秘(当然他也是公开表达过的)的热情,这热情其实来自于二人在随笔写作上的一些共同处及不同点:二人都推崇文章是真有话要说,即言之有物、不弄玄虚,而且绝不允许在文章中乱玩所谓的时髦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为了威吓读者);文章应具体、准确、丰富(信息量大)、诚实(逻辑性强)。但二人又有不同,刘春的文章颜色要暗一些,调子要沉实一些,黄灿然的文章却更为明亮,调子也尖锐一些。

刘春虽出身于广西桂林,但他曾在成都求学四年,那正是诗歌在成都风起云涌之时,继北京之后,成都被公认为又一座中国诗歌的重镇。成都或整个四川的诗歌气氛无疑感染了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学子,再加上他那学工科的背景,这就更有意思了。他对文艺的科学精神以及镇静独立的批评姿态,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线索。而他后来长期从事的新闻工作,又为他在行文中非常讲究的实在感与精确性找到原因。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便他说他最初对新诗的兴味来自席慕容和余光中(之前他喜欢古诗),但他真正意义上的新诗(也可以说现代诗)品位应是“朦胧诗”和“第三代”打下的,这便顺理成章地预示了他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高起点。


刘春这本书,有几个必须重视的关键词——如果我们将书名拆解开来,用不同的断句方法,就可以找到其中丰富的指向:“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本书是刘春“一个人”的,无论对所论述的诗人、诗作、事件的选取和阐释,都体现出某种浓重的个人气质。其次,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人”的诗歌史。我们以往所读到的大量文学评论中,“人”是极少出现的,大多数情况下,浮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又一个冷而硬的术语、貌似“客观”但缺乏体温的行文、内行人熟知而又心照不宣的所谓论证逻辑、名人名言的引用及罗列……这样的评论文章,读了一遍之后,我们得不到作品那力透纸背的信息,反而可能增加内心的懵懂。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章里缺少了“人”的存在。没有“人”,也就没有了生动在场的气息。而刘春的这一系列随笔,随处可见“人”的形象,可以感受到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体温。作为一个后来者,刘春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受诗歌兄长们的生活行迹与作品内涵,再把自己所获得的感受形成甚至可以触摸的文字,因此,他的文章注定会感染所有被他书写过的诗人们,也将打动无数陌生或相识的读者。

前面说了本书的关键词之一:“人”。毫无疑问,接下来的关键词应该是“诗歌”。这是一本谈论诗人与诗歌的专著,所论述的六个诗人的成名作、代表作,书中都有所提及,其中有的是点到即止,有的则逐字逐句进行解读。据我粗略统计,仅细读的就有顾城的《墓床》、《悟》,海子的《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于坚的《在漫长的旅途中》、《读弗洛斯特》,欧阳江河的《手枪》、《草莓》,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高楼吟》等近20首。未细读但进行重点推荐的也超过20首,基本上涵盖了这些诗人自习诗以来最重要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一些作品的阐释中,刘春丝毫不拘泥于前人的规范,而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他对顾城的《墓床》所进行的分析,是我至今为止所读到的对这首诗的最令人信服的解读,特别是对“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的阐释: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初读有些费解,仿佛作者在梦呓,但细细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深意。两句话里“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对艺术品的欣赏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结果就大相径庭。我们也可以说,最后两句与前面两句相互呼应,树枝的“低”是对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种哀悼,树枝的“长”则是对“愿望”的期待。

这种进入作品的方式,新颖、独到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这里,刘春没有局限于字面上和内涵上的发掘,还生发到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方式之中。读者从中获得的已经不仅仅是某一首具体的诗歌的理解,更是进入艺术作品内部的方法。“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古话,在一个当代青年诗人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回应。

按一般人的思维,一首诗解读到这个地步,足以完美收官了,但刘春却没有止步,他还要往更深处掘进。紧接着,他从诗意本身延伸到对诗人命运的讨论上,并最终得出结论:

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从诗歌传达出的信息看来,顾城走到自杀这条路,早已预定。

我想,这样的文字,我们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文学评论”来概括,它是一种综合性极强、韵味极其丰富的文体,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我想,这也许正是刘春的诗学随笔能够突破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包围,成为批评百花园中的一枝而为世人关注的原因吧。


接下来,应该说“史”了。

据我所知,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历史癖,人人都可算是业余的历史学家(譬如我就曾在《南方都市报》的一次采访中公开说我自己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不然怎么解释刘春对历史的着迷呢?须知他这本书的书名正是《一个人的诗歌史》呀。自然而然,在这本书中,历史或事实是他首先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诗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诗人,他们经历了诗歌的狂热期到冷寂期,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性。刘春这本书里谈到了许多或极富趣味或令人深思的故事,也澄清了许多多年以来缠绕着文学界的问题。比如顾城和谢烨刚把钱存进银行又反复去领取;比如于坚少年时,亲身经历的父亲同事对友情的背叛,青年时因为几句抒情诗而被学校领导批评为“有阴暗心理”;比如骆一禾的政治取向以及被外人广为误解的死因;还有“朦胧诗人”早期受到的种种磨难,八十年代诗歌江湖状况的描述,对《尚义街六号》写作时间的考证……真正的历史不正是在这些可读可感样的细节中建立起来的吗?由此也可以反证,刘春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六个诗人的成长史和创作史,而是整个八十年代以来的整体诗歌现场。

难得的是,与此同时,刘春也深知,在超乎这点之上,“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情感的真诚比掌握‘事实’更重要。”(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由于刘春本身就是一个诗人,他了解同行的行为与作品,即使有时候这些同行的行事风格略显怪诞,在他的笔下,也看不到社会上习见的调侃与讥讽,有的是无尽的尊敬与爱护。为此,他才会在历史与事实之中倾注他对这六位诗人的可贵情感,写出了这部充满情感的诗歌史。

最后说几句并非题外话:昨夜在构思为刘春写序的停顿时刻,我随手抄起了床头边的一本书,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开卷第一段中我读到了如下文字: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套用这段文字,我改写如下,以表我对刘春、对书中的六位诗人以及更多的诗人敬礼: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广西桂林人刘春的当代汉诗之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当代汉诗的功业,使之不致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中国当代诗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日以继夜对现代性的追求之原因给记载下来。

                               2009年10月15日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后 记:我想记录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刘 春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用一本书,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那是一本理想中的书,如果它能够完成,也将成为作者本身的光荣与梦想。2002年秋天,我向这条河流迈出了第一步。

起初,我把“网”撒得很宽,希望在一本书中介绍新时期以来涌现的60个诗人,并且包括与诗歌有关的刊物、选本、事件、争论、流派等内容。随着阅读的深入,方向越来越明晰,“网”越收越拢——我决定重点写15-20个印象深刻、又在文坛上得到公认的诗人,写他们的生活、作品、经历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切。

现在这本书,是这批诗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均出生于1954年至1964年之间,其中的一部分被命名为“第三代诗人”,另一部分被称为“后朦胧诗人”,两份名单常有交叉,我习惯将他们统称为“第三代诗人”。如果说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一些学者习惯以“今天派诗人”称之)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读者心目中的偶像,那么毫无疑问,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柏桦、李亚伟、韩东等“第三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明星,我们的成长和阅读和他们密切相关。我至今仍能回忆起当年读他们作品时的欢乐与激动,可以说,没有这些诗人的滋养和激励,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走到今天。无论从技艺还是思想层面,“第三代”都是值得研究,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艰辛的求学道路,他们在无书可读的年代,从“老三篇”、小人书、大字报,从糊墙壁的《人民日报》,甚至从烟盒、招牌、启事、赤脚医生手册、标语、小字条进入文学,最终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其中有多少心酸,多少欢乐,多少启示等着我们去分享、品味。为这一代人立传,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我要像爱伦堡写《人·岁月·生活》那样写一本书,向这些亦师亦友的前行者致敬,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他们的痛苦与光荣。

当然,即便我把他们当老师,也不意味着我会因此丢掉自己的立场。作为评论者,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忠实于内心的判断,才是对被评论者的最高的尊重,为利益所趋而发出唯心言论的写作者不仅虚伪,而且可耻。在讨论一些诗人的创作时,我没有面面俱到。比如海子的长诗《太阳》、于坚的《0档案》、西川90年代中期以后的长诗,都没有详细论及。此举源于我对自己能力局限性的认识,这些诗要么过于高深了,超出了我的理论能力,要么和我的观念不甚符合,与其勉强自己去阐释,不如识趣地藏拙。此外,我较少论及长诗还与我对本书的定位有关,我一开始就不想写一本纯粹的诗歌评论集。

另外,这本书里,不乏追问、质疑甚至批评的语句。我敢于对“老师”们表达不满,不是因为自己的意见准确到什么地步,更不是想标新立异,借名人来拔高自己,而是我相信,被我论及的诗人们,他们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怀。如果没有博大的胸怀,他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高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和诗人们的交往中,我无论从为人为文上,都获益良多。为了避免出现时间和事实上的硬伤,写完全书后,我把稿子分别发给这些诗人阅读(其中,写海子一文发给西川校订,写顾城一文开头部分得到了顾乡的指点),所有诗人都严格地校订了文中的时间和事实,有的诗人对文章中不够透彻的地方提出了建议,并寄来了新作供我参考,但他们都没有对文章中的批评之语提出任何异议,这份宽容与大气令我感慨万分。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也很庆幸自己写了这么一本书,如果没有这个桥梁,我不可能和这些优秀的灵魂有那么多交流与碰撞,更不可能受到那么多启发。至于文章中辞不达意甚至有所冒犯的地方,自然应该由我个人负责。


本书中,顾城是“第三代”之外的唯一选择。之所以选择了顾城,是因为我自小就关注顾城的创作,对他的材料掌握得比较多,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再为他的天才所折服;他的命运,也令人唏嘘——在所有诗人中,顾城是唯一让我在写完后两次流泪的诗人。

我曾经想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特别是想为北岛写一篇专文,但心里没把握。于我而言,北岛的地位至今仍然无人可比。北岛的《今天》也影响和激励了大量的“第三代诗人”,这一点,在本书中可以找到多处证据。但北岛也是一个十分难以评价的诗人,无论他的身份、创作、信仰和生活状况等,都还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完全把握。

而江河、舒婷、林莽、杨炼、多多、芒克等“朦胧诗人”,我同样了解不多,算起来,我和舒婷、林莽都见过三四次面,很佩服他们的人品,却没机会深聊;和多多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但整个会议期间他都忙于和两个外国诗人交流,除了见缝插针地合了几张影,很难再有其它聊天的机会;江河、杨炼和芒克,读过他们的不少作品,却从未接触过真人。相对于“第三代诗人”,总体而言,我对“朦胧诗人”比较陌生,更重要的是,在我疯狂地阅读现代诗的90年代初期,他们却集体“消失”了,如果我硬着头皮写一批自己不熟悉的诗人,那样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

这样看来,写一本关于“朦胧诗”的书,只能是内心深处的梦想,至少在最近几年内不可能实现了。


和一些同龄人只写某一种文体不同,因为人生经历和个人爱好的原因,我尝试过多种文体的写作。最初,我写古体诗,1987年左右,在一些台湾诗人(主要是余光中和席慕容)的影响下,开始写新诗,同时写一些小散文。参加工作的头一年,我写过小品剧本并参与表演。到新闻单位工作后,又习惯了消息、特写和通讯。再后来,写文学评论也上瘾了。1998年到2001年间,我还写过几个短篇小说。2002年左右,我决定写长篇,但最终半途而废——我发现已经写好的前六万字,至少有一半非常低级琐碎,读一遍感到好玩,读第二遍就感到有些恶心了。现在,这篇六万字的小说片段仍躺在笔记本电脑里,我想,只要我还未沦落到卖文为生的地步,这一辈子我是不会再碰它了。

因为上面的尝试,我历来有一个见不得人但又悄悄得意的想法,那就是,能够像我这样比较自觉地在各种文体中转换——我说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具备几种文体的性质——在诗歌界并不多,它们令我的文章既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兼具新闻的现场性和传记的资料性。本书也是如此。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不仅仅是谈诗,还有诗人的成长故事、作品细读、诗坛状况介绍等,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而书中引用的那几十首诗,也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诗歌选本。我戏称它为“四不象”。一个兄长对我说,其实你可以把“四不象”写成“四象”的。在他的鼓励下,从2009年5月起,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打磨,最终成为现在这副模样。其实,不管它是“四象”还是“四不象”,我很满意这种文体,它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我的内心。

令我自豪的是,对这本书最初的设想也没有浪费,关于刊物、选本、事件、争论、流派等方面的论述,构成了我2008年1月出版的专著《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的主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朦胧诗以后》的“上篇”也出现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的少许内容,但无论从文章的篇幅还是内容的厚实度而言,《朦胧诗以后》中那些类似的文字,只能算是《一个人的诗歌史》最初的草稿本而已。


下面这些话不是客气,而是必须——

感谢本书所涉及的诗人黄灿然、西川、于坚、欧阳江河,以及顾城的姐姐顾乡老师。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都给予了很多有益的提醒,却宽容了我的放肆。他们的严谨、睿智、宽容乃至苛刻,于我都是一种营养。

感谢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主人们,于本书而言,他们的观点有时候是锦上添花,有时候更是雪中送炭。他们的名字在正文中都已提及,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感谢《读库》主编张立宪。今年4月,他看到我寄去的稿子之后,慷慨地挑选了部分文章,从2009年第二期开始进行连载。借助《读库》在“读粉”中的巨大影响,一些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令我惊讶的关注。写海子的那篇文章发表后,一个读者专门找出了《海子诗集》,把文中引用的诗歌全部校对了一遍。反响最大的是写顾城的那篇,不仅许多读者在博客中撰写了读后感,还被《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推荐。

感谢《花城》副主编朱燕玲老师。在2009年5月西安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上,我有幸结识朱燕玲老师,在她的帮助下,我的一系列文章得以在《花城》上开设专栏进行连载。收入本书的关于于坚和欧阳江河的文章,即为该专栏的前两篇。在本书出版时,这个专栏仍在进行着,没有收入书中的那些文章将构成我下一本书的主体内容。

感谢著名诗人王家新和柏桦,他们是我和本书的责任编辑一致认可的序言人选,也是我心目中最开阔和有深度的诗人、学者之一,我对他们的阅读已经持续了二十年。毫无疑问,这两份序言提升了本书的品位。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林东林编辑,他是我认识的最有才气的“80后”朋友,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朋友的真诚,令我敬佩。没有他的敦促和建议,我难以想象这本书最终会形成什么模样。

感谢家人的支持和宽容。在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我的女儿刘夏秋冬还没出生,现在她已经读小学了。几年来,这小家伙给我带来了多少乐趣!和以前一样,黄芳为我校对了部分文稿,在上班途中,还无数次被强迫讨论书中的细节。尤为惭愧的是,为了修改这一系列作品,今年夏天,我曾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回老家看望父母,而老家距离桂林仅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图书即将出版,但远远不是创作的结束。最后,我想向自己强调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一句诗——

结局是我们的出发之处。
                    2009年10月12日


引用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9354d90100hjk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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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yszd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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