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巨大、深刻而漫长，志存高远
但是，因饥饿而弯曲，只能肩扛流水
在两个庞大山系的真身之间暂且安顿……
──刘诚《命运•汉水河谷》

我本身巨大、深刻而漫长，志存高远
但是，因饥饿而弯曲，只能肩扛流水
在两个庞大山系的真身之间暂且安顿……
　　　　　　　　　　　──刘诚《命运•汉水河谷》

根据《刘诚作品》总序的介绍，《愤怒》的写作大体分为两个段落：从1980到1987年的褒河时期，和从1992年开始至今的汉中时期。《愤怒 • 褒河小集》中的诗作看来写于第一个时期。在这些作品中，既有《村庄》《馒头山即景》中一派田园的安适与恬静，也有《影》《夜》中深入骨髓的孤独和落寞；既有《致Ｓ》《傍晚即兴》中瑰丽多变的想象和《褒河》《童年》《望》中的深情和忧郁，也有《晴雪》《早春》《油菜花》和《夜歌》等篇中充满青春骚动的热烈和明媚。刘诚似乎从一开始就深得中国古典诗词的真传，这些小诗虽属发轫之作，但含蓄隽永自然清新，且造语精警，往往寥寥几笔境界全出，已经显示出作者与众不同的才华和驾驭语言的不凡功力。若论“朦胧”，几乎篇篇都是上成的“朦胧诗”，但在“朦胧诗”当红的年代里，这些诗作并没有必然地为作者带来好运。固然无从知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作者生活中有过什么变故，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到1982年底，当继起的众多诗歌写作者纷纷涌上朦胧诗写作的独木桥时，刘诚突然诗风大变，以一首《蔑视颂》，成功地实现了从早期短诗写作的蜕变。这首冷峻凝重、风神卓异的抒情长诗，音调激昂、顿挫，像一块刚刚经过淬火的黑铁，通体焕发出一种粗犷、狞厉的美感，有棱有角，掷地有声，并由此大体奠定了作者后来诗歌写作的基本走向。至1985年底，抒情长诗《走向人群》完稿。在这首自传性很强的长诗里，作者已经不满足于自我封闭的静观和内省，而是将自己完全敞开，站在人类的高度，尽可能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引入诗歌写作。作者突破了以往的羞涩和矜持，金斯伯格式的规模空前的长句不加标点，长江大河一样不择地而出源源不断而来，于一向缺少奇迹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位青年朝圣者惊心动魄而又一向不为人知的精神轨迹。这首长诗的概括力是巨大的，境界是壮阔的。作者嬉笑怒骂，纵横裕如，一气呵成而又天然浑成。如果说在《蔑视颂》中，直面现实、对现实不留情面的批判锋芒，追求真理、义无反顾的圣徒精神，以及诸如幽默和反讽的娴熟运用还只是初步有所显露的话，在这里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使之在事实上成为当时陕西、乃至全国诗坛最具原创性和新锐意味的诗歌创作文本之一。

这些风格独特、个性鲜明、雄健豪放而精气内敛、神鬼莫测的诗歌之出现在汉中，是一个奇迹。在这块狭长的、被秦岭、巴山两大山系夹在中间的、特别适合平静生活、一般被认为更倾向于中庸、平和、保守的土地上，有这样一种别样的诗歌顽强地出现，就像一块边缘齐整的黑暗，突然深入于日常生活的光亮平面，显得相当刺目和出人意料，作者因此迅速引起汉中先锋诗歌圈广泛注意。1986年底，刘诚第一部抒情诗集《走向人群》在咸阳结集印行，这部诗集包括自《蔑视颂》以来的长诗写作和一大批风格独特的抒情短诗，给相对沉闷的省内外青年诗歌界以深刻印象和持久冲击，这从西安、北京、上海高校一批素昧生平的青年读者写给作者的信件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一度相当活跃的汉中青年先锋诗人赵栩和坡子，在《走向人群》结集印行之后，立即以满怀惊喜的语气，将作者称之为“狂飙诗人”。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在国内国外都享有盛誉的著名艺术家范曾先生在读到这批诗作后，亲笔回信表示“激赏”，称其诗“奇崛瑰丽，而又峥嵘确荦”“唐之李贺、宋之吴文英或可伯仲”。然而这些响动仅止于民间，一般所谓诗坛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随着从1987年开始的一段长达五年时间的写作空白，“刘诚”作为一个笔名从文学中失踪，慢慢被人淡忘。即使是在汉中这块作为诗人故里的土地上，一些人在谈到文学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将“刘诚”二字“省略”。这种情况对于一个视诗歌写作为生命、且自期甚高的文学青年意味着什么，当不难想见。──如果承认诗歌写作是一种特别需要喝彩的事业，那么大量诗作得不到发表，以及诗坛由此暴露出来的偏狭和冷漠，在刘诚内心郁结的，想必已经不只是对所谓诗坛的某种失望，而是直接诱发了诗人对于个体命运与庞大存在终极关系的最初的深层思考。

汉中毕竟是汉中，不是四川。偏远，封闭，美丽而荒寒，地域狭小，不具备近邻四川那样庞大的足以与北京诗歌集团平分秋色的先锋诗歌阵营，也没有四川那样优越的自成气候、自调节功能完备的先锋诗歌生态环境，除了几个同样在黑暗里苦苦探索、进行着各种先锋写作实践的诗友，大家轮流主编、油印着一份叫作《太阳风》的民间诗刊以期相互交流外，人们不会有兴趣将一位被埋没的先锋诗人从厚厚的尘封中复活，——即使有这个兴趣，也显得自顾不暇，一个成长中的青年诗人埋没了，就永远被埋没了。刘诚不得不接受了现代诗歌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自己派定的边缘命运。在1992年恢复写作以来的许多年里，诗人一面在繁重的、几乎与文化无关的日常工作中疲于奔命，一面默默无语地锤炼诗艺，显得心情平静。幸而如此，否则大约不会有后来《愤怒 • 回到冬天》中一批优秀抒情短诗的写作，也不会有长达五千余行的系列长诗《命运 • 九歌》的最终成型。——现在我们看到，正是这批体积庞大、立意高远的作品，再一次将刘诚与当下一些言不由衷的诗歌写作拉开了距离。目光敏锐的《诗神》编者，终于在潮水一样涌向编辑部的诗歌稿件中发现了刘诚。——1997年6月，以长诗《劳动者》为主打的一批诗作在《诗神》“诗歌一频道”这样显著的位置重点推出，此后又被改版后的《诗选刊》一一选载。《诗选刊》编辑部主任、著名青年诗人赵丽华女士在《不是没有好吃的苹果》一文中引述了《劳动者》一诗的第一节之后这样写到：“这是一首普通劳动者之歌，作者以充沛的激情去歌颂他们，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去关注和拥抱他们……。”此后，刘诚的诗歌作品开始散见于全国众多报刊；散文作品开始陆续在作为文学重镇的《散文》杂志登陆，应征散文作品获《三秦都市报》“安泰杯”中华散文大赛特等奖；今年三月，长诗《命运 • 九歌》中的一个片段以《水》为题在《诗刊》刊出；四月，《路过羊群》等一批诗作又首度登陆《延河》，刘诚其人其诗，终于开始走向读者，为更广大地域、更广大的人群所知。

从八十年代开始到上个世纪末的这段时间，无疑是自有新诗以来的现代诗歌运动史上一个最不平静、也最不平凡的时期。在二十年风云变幻的诗坛，究竟有多少诗人曾经发出过自己的声音，恐怕没有人能够确切统计。风起云涌的诗歌运动大潮，在看似歉收的年景里，还是在诗歌艺术的海滩上为我们留下一大批过目难忘的诗歌姓名，──凭心而论，无论在质、还是量的收成上，这都是一段诗歌比之小说还要更为令人可喜的历史。尽管如此，但现代诗歌运动，在诸如诗歌写作要不要和究竟如何面向当代之类重要问题上还是留下了盲点。长期以来，人们对诗歌远离现实，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各说各话的写作现状颇有微辞，但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刘诚的诗歌写作恰恰代表了诗歌写作实践中这一被不少诗人在很长时间里有意冷落和回避的重要方面。也正因此，刘诚的诗歌写作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与时尚写作截然不同的独特风貌。在这个众声喧哗的诗坛上，刘诚的诗歌写作所发出的，是另一种声音：明显不属于既有的诗歌知识谱系，执著大地，远离时尚，独往独来，在时兴抱团打天下的当今诗坛，是绝对的另类。

没有一封信，不是给人欢愉，也给人忧伤
没有一扇门，不是关也凄惶，开也凄惶
没有一条路，不是昭示进取，而又虚设远方
没有一段真实的经历，能永远生动、亲切
而不是日渐平淡，淡如梦中的歌唱
没有一种东西能像香烟，如此长于交际，又如此亲近孤独
没有一次放纵的品味而不凉如今夜，七分怂恿
三分嘲弄，似在把玩着你的想象

这是刘诚笔下中年某夜的独坐。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没有任何造作，如同行云流水款款而出，明白浅近而又余味不尽，并不说明什么，却牵动联想，让人怦然心动。再如：

看来，贫困之神同贫困一样，也是瘦骨嶙峋脸色难看
他一定管理着最缺少浪漫情调的部门
比较信徒众多香火旺盛的赵公元帅
这个官职在神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里
一定不是什么肥缺，令众神趋之若鹜
被更多的修炼至园滑的野心觊觎

这些通俗易懂而又韵味十足的诗句，你能说它属于哪一派呢？它们显然不可能是以亵渎崇高、嘲弄神圣、将诗歌非诗化为特征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写作，然而肯定也不是传统写作的现代复制。二十年前，在《蔑视颂》中读到的，是诸如 “我是蔑视到极端的沉默！／我是沉默到最后的冷笑！／我是冷笑着的蔑视的划时代者！”这样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呼告和剖白，二十年后我们看到，当年由 “蔑视”养大、在“蔑视死了”后执意“要为蔑视作颂”的“我”，似乎已经沦落为一个“失败的英雄”，而作者却不这么看：

如果不能走到人前去，做一个成功的英雄
那就站在冬天的最高处做一个失败的英雄
成功的英雄固然光彩夺目令美人一见倾心
未免失之雷同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失败的英雄悲壮惨烈铁骨铮铮毛发飞扬，最大限度
地脱离了平庸

这是多么可爱、可敬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家珍爱！然而如此铭心刻骨的疼痛尚嫌不足，在《命运 • 向往清白》这首难得的政治抒情长诗里，作者进一步写到：

如果走投无路，我准备就留在原地
把天国的火种一一植入石头的内心，从这里
独对碧海苍山长河落日无限风景
如果不能仗剑去国行侠千里斩尽天下恶草
我准备向天地正气借一身艳丽无比的衣裳
天天走过魔鬼的城堡，使鬼蜮惊恐──
在良心湮灭的时候，我就是良心
在邪恶出没的地带，我就是恐惧

这首诗原来有一个副题：“──对海的回答”。现在我们明白诗人所谓“回答”，主要、或者说首先不是语言的，而是生存的、人格的，以诗人自己整个存在作为背景的。这里没有任何做假的空间和取巧的机会。在这种与生命本质合一的写作中，诗人将自己和盘托出，诗歌作为一种古老艺术日益精巧的技术部分已经退居幕后，你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在芸芸众生迫于种种情势而不得不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时候，诗人作为一个生活赤子那鲜活的存在。在这类诗歌面前，一切屏障（包括语言的）都被撤除，读者几乎看得到诗人的呼吸、心跳，以及在英雄缺席的生活高地上诗人“荷戟独彷徨”的孤独身影。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当代诗歌中似乎很少见到像在《命运 • 四十而吟》中那样刻骨铭心地言说贫困，像在《命运 • 走向人群》中那样憎爱交织、以既渺视、又敬畏的复杂心情状写人群；也没有看到过像《独株的向日葵》那样苍凉悲壮、催人泪下的孤独和《路过羊群》中那样良心于一瞬间的秘密颤栗。另一面，我们发现，只要不存成见沉下心来真正进入《愤怒》，像这样的精彩片段几乎俯拾即是。

刘诚的写作是一种在场的写作。无论这个时代的诗风如何流变，作者始终站在本时代一边，在与本时代的人群同呼吸、共命运的同时，致力于建设一种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传统一脉相承而又焕然一新、与当代人类生活实践切切相关的诗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虽然在散文、小说写作等领域皆有不俗的表现，但刘诚之始终自认是一位诗人，不肯放弃诗歌、尤其是长诗写作，乃因其内心里实在是“有话要说”，而诗歌作为一种不需要更多中介、往往从第一行、第一个字即能直接触及本质的古老艺术，理所当然地成为诗人言说的最佳形式。正如作者所言，“苦难的存在亦即诗歌根的存在，将成功地阻止美总是向天空蒸发和逃逸的倾向，使诗歌在获得美的灿烂外观的同时，也拥有金属的质地和重量。”，在刘诚的诗歌写作里，美也罢爱也罢，不像在一些三流诗人那里通常看到的那样轻贱和廉价，一切都因为携带大地的苦难而获得了重量。刘诚诗歌写作最可贵之处，即在于它的简洁，在于看似叠床架屋、肆意铺排之下那出人意料的单纯和质朴，在于它批判现实的锐利锋芒与独特诗歌美学的完美结合。刘诚习惯于在诗歌写作中单枪匹马直捣灵魂。读刘诚的诗，你是坐不住的，总感觉有一股凛冽的不平之气扑面而来。这种亲近大地、直面生活的原生的 “不平”之气，大约也就是刘诚所谓文学艺术不可或缺的“人气”。它所指涉的符码系统，不只给人以美的温馨，也给人以力的震撼和切肤的痛感，很难笼统地用一个“美”的概念加以概括。如果说海子的诗歌以烈火般的激情和天马行空的瑰丽想象取胜，以向天空作极限逼近的惊人努力令人叹为观止，刘诚的诗歌则向大地的深处开掘，以在大地以下无边黑暗中开掘之深之远，令人触目惊心印象深刻。刘诚的诗趣浓郁、韵味十足的美丽愤怒，给予我们的不是悲凉，是生活之厚重，之热烈，之黑暗中灼灼大火的冷冽和明艳。刘诚说自己是 “地上的诗人”；刘诚说他不为时尚写作，真正的诗歌“在时尚的另一边”，而他的诗歌理想是：“从那些功成名就的诗人说得神乎其神的地方走出来，粉碎神话，然后再造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生产和流通机制，肯定在某个地方还存在问题，这从刘诚二十年的诗歌写作几乎被社会生活完全埋没的残酷事实不难看出。虽然随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束缚不断弱化，时代生活日益多元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乃至不可逆转，成为大势所趋，多样化的自由写作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可能，但是不能据此想当然地以为今天的诗歌生态环境就一定比原来更好。这当然与刘诚无关：不管人们肯不肯承认，刘诚作为一种诗歌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从《愤怒》中数量众多、放在当代诗坛毫不愧怍的大量抒情短诗，到二十年呕心沥血写作的系列长诗《命运 • 九歌》，刘诚大抵可以毫不含糊地跻身于中国当下为数不多的优秀诗人之列。刘诚以他体积巨大、视域宽广、迹近苍凉的 “愤怒”，以他相对平易、而又一咏三叹、荡气回肠、具有丰厚底蕴的大量诗歌，直指海子所谓“实体”的庞大存在，从一个在很长时间里为人们所忽视（或有意拒绝）的方面，证明着什么是诗，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大美和大真。《愤怒》是素朴的，札实的，也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愤怒》的写作，是诗歌艺术与诗人生存合一的英雄写作。也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和不足，但从《愤怒》中，我看到一种从不为时尚写作的孤绝和忠诚。在当今一些人什么诗好发表就写什么，哪种诗走红就跟着哪种诗起哄的时候，刘诚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不受利诱、不讲什么道理地，在诗歌写作中大胆坦露性情，而不管最终能不能发表；在一些诗人热衷于不断制造诗坛热点以争夺霸权的时候，刘诚在他的位于汉中市人民路中段的书房里，默默无语地坚持纯文学写作，以诗歌的形式挽留着当代生活中那些与个人性密切相关的宝贵经验，并且乐在其中。其中当然不无知音难觅的辛酸与悲凉，但是否也标志着一种对于自身写作价值无比清醒的坚信和在当今之世已经难得一睹真容的高傲和冷峭？

也许恰恰由于这些原因，命运成为刘诚最重要的写作母题之一。应当感谢诗人与自身命运的这次遭遇：命运迫使诗人长期隐匿在黑暗中，也因此成全诗人，使诗人深深受益——从自身独特命运的切肤经验中，诗人找到了永不与他人雷同的取之无尽的写作资源。由此看来刘诚将他计划陆续出版的文集的散文卷命名为《在命运里旅行》，将他多年苦心经营的系列长诗命名为《命运 • 九歌》，决非偶然。在《愤怒》里，命运不仅是思考和认知的对象，也是行走的伴侣和对话的知音；它是艰辛的，令人难堪的，寂寞和无奈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但同时也是可爱的和令人可喜的；它是黑暗中隐匿的、被遮蔽的，意味着另一个暂时不为人知的巨大存在，写满了个体与世界陡然遭遇之后的全部秘密。读《愤怒》，就如同置身于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力量与星光的浓烈氛围之中，人与命运的对抗和妥协，构成了一个诗人生命丰富多彩的独特旋律，使原本比较脆弱的诗人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显得美丽、执著而无比英勇。

责任编辑：yszd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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