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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届黄河金岸诗歌节高端诗歌论坛发言摘编(存档)
作者:YUANLIUW 时间:2013-02-05 19:56:36 点击:0

现代语境下黄河诗歌创作的意义与宁夏地域诗歌创作的特点和发展 
来源:黄河文学 论坛主持:高 兴

 
◎高 兴(诗人,《世界文学》副主编):特别高兴来到黄河岸边,来到银川,参加首届“黄河金岸”诗歌节。来到宁夏,我们当然要围绕黄河、宁夏来谈谈诗歌,这是件很美好的事,而且,我们所有的与会者都想先来了解一下宁夏诗歌的发展。所以,第一个发言者是宁夏诗人杨梓,他会为我们谈一下宁夏青年诗歌的创作情况。

◎杨 梓(诗人,宁夏文联协会副总编):在谈宁夏诗歌时,首先要对宁夏文学有所认识,现从以下几点予以界定:一是从年龄上来讲,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家、诗人是宁夏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二是从地域上来讲,西海固籍作家、诗人的成就占据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三是从体裁上来讲,小说和诗歌是宁夏文学创作的两个翅膀;四是从风格上来讲,宁夏作家、诗人具有传统化、本土化、民族化等创作倾向,日益显示出沉静、淡泊、向内的潜质;从影响上来讲,宁夏新时期的文学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是的,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宁夏中青年诗人继承了前辈诗人的优良传统,在地处西北而少受消费主义侵扰的诗歌环境中,自觉创作意识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自己创作个性。出于分析和评价的方便,暂且将宁夏中青年诗人的创作进行归纳,只选取代表性的中青年诗人,只突出他们某个方面的典型倾向,从中窥探宁夏中青年诗人的创作规律。

传统化创作倾向——虎西山、洪立。中国古典诗歌博大精深,具有语言简约、意象生动、意境高阔、节奏鲜明、抒情浓郁、想象奇特、勇于独创等特点,而这些恰恰是诗的审美本质。虎西山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润泽,深得其中三昧。他的诗简约而朴素,依稀可感陶渊明、谢灵运明白流畅、兴味隽永的遗风;他的诗淡雅而老道,因为淡雅可以营造远境,而老道则是有一点仙风道骨的味道,促人揣摩他“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的良苦用心。虎西山的诗风谈不上深刻浑厚,但也清逸高远,猛觉有味在其中,细一思索又不尽然。这种顿悟便在、凝思则无、只可冥会、难以言说的镜外之象,正是诗禅一体的韵味。洪立在坚守传统化倾向的层面上,勤奋笔耕,大胆创新,较以往有了质的飞跃。他的诗质地朴素,语言简明,日益显示出内在的诗性的潜力。比如《花开》,“看一朵花开得很疼/看一片花红得发晕/花开得只剩下花了//在一朵花下/我葬下飞鸟/我想让花也开出飞来/让花也开出鸣叫/开得忘记了一切”。诗人的心愿是让花飞翔,让花鸣叫,暗含的是不忍看花凋落。这首诗出自一个高大的男性之手,也出自一个情感丰富而且细腻温婉的内心。

本土化创作倾向——王怀凌、马占祥。王怀凌走在西海固的大地上,对无云的天空、缺绿的土地和受苦的乡亲,都充满了无尽的忧思,从中显影出一位真正诗人的悲悯情怀,甚至有一点普度众生的宗教迹象。反过来说,诗中的西海固或许只是一个侧面,但已在王怀凌的笔下映现出了小草的坚韧、泪水的光泽和土地的神圣。王怀凌的不厌其烦地抒写他生存的土地,实质上就是维护着他感性的纯度;或者说他以诗的方式抵御着现代文明胁迫中的感性沉沦,因为诗与感性在本体论上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同时,王怀凌把个人感受置于西海固这一时空背景,换句话说,西海固构成了王怀凌个人感受的纵横坐标。在这个坐标系中,个人感受既是自我本身,又是坐标系中的一个圆点——把万物之象内心化,把内心情思具象化,达到客观形象与主观情思的融合,即象与意的浑然一体,从而使他的诗有了国传统诗歌美学的荣光。马占祥不仅以诗的方式表现了对本土现状的由衷焦虑,而且袒现了一种真正来自民间的质感。比如石塘岭的箭杆杨、周家河湾的老槐树、亚尔玛村的小黄花等,在不经意之间捕捉生命的细节,写出了内心真切的感受,有一种信手拈来的味道。马占祥往往直接从人入手,从物写起,轻描淡写,自然而然。写实是马占祥创作的一个质变,比如“我必须每天都要经过/卖馍的马氏 卖米面的杨氏/开小店的周氏……他们在清晨就沿着大寺路摆开一天的劳碌/我必须每天都要经过向他们逐一问好”。这首诗则更为轻松、单纯和温暖。轻松是“70后”区别于“60后”的特点所在;而温暖不是偶尔的问候,而是每天的问好,这便显出了平凡中的不凡,即人性的光芒。

民族化创作倾向——泾河。民族化创作倾向,就是表现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民情,就是坚守、表现和弘扬民族文化。泾河的诗虔诚而内秀,胸怀神圣的信仰而观察世界,并由原型词汇的单纯走向意象的丰富,由诗句的冗长走向人生意义的探求,由日常的宗教生活走向穿越时空的审美感受。泾河把宗教生活纳入诗的视野,以否弃世俗的、庸常的和经验的东西,以追求心灵的纯净、自由和独立。作为一名回族青年诗人,写出了回族人民的生活片断,在一定程度上吟出了回回民族的声音。泾河业已显示出驾驭长诗创作的潜质,并在内容或者形式上显示出了特点。在选材、结构、意象等方面有所创新,表现了宗教生活的一个方面。他为此作出的努力值得首肯。

心象化创作倾向——梦也、米雍衷。梦也的诗空灵而随意,由简洁而散谈,以虚为实,化情思为景物是其主要的创作路径,结构的松散使得语言更加随意。梦也属于王国维先生所言的那种“主观之诗人”,其诗的感觉方式不是把握事物的内在关系,而是反复地感觉自我,不断地开掘内心世界。他情思先行,化情思为景物,寻找相互对应的意象和语言,常用秋天的景象来承载其悲凉伤感的心境,用时间概念来展开他流动的情绪。读梦也的诗,便要透过零散随意的语言去把握他的心态,然后再去探寻他诗中的生命关怀和由此显现的意义。梦也近期的诗有了较为深刻的内涵,或许因为经历的丰富而对人生有了新的见解,比如“我坐在长凳上/盯着树冠/树叶摇动不止//没有人知道/我,一个看似强壮的人/却在树下泪流满面”。米雍衷诗歌创作的意义在于努力将个体内心的痛苦拓展到人性层面。在对爱情进行别一种味道阐释的同时,对人本身亦进行着较为深刻的反思;另一方面是米雍衷在诗歌语言上所作出的努力,即语言的硬度。他对“抽象的肉感”已有超越现实的把握能力,让词语自由碰撞和融合,以显示词语本身的力量。从创作姿态而言,米雍衷早已陷入一个痛苦的渊薮不能自拔,诗便是他发出的呼喊。“一棵草或者一阵风的重量//一个下午,我都在碎石般的回忆中走动/风儿在吹,道路失去血色”。这是米雍衷写给他儿子琪儿的诗,个中的疼痛穿透文字。不管是阅读还是倾听,或者望着他无辜又无助的样子,透过酒杯上闪烁的光晕,谁不为米雍衷的一颗诗心所撞击?

风格化创作倾向——冯雄、杨建虎。冯雄的诗敏感而精致,感悟双手与泥土之间的独特关系,在现实的火炉里烧制流光溢彩的陶器,当属冯雄苦心构筑的精品工程。冯雄的几首诗与天堂有关,是否可以说冯雄在追求一种人生的境界。在对待境界上,中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相似之处是出世性、皈依性和家园感。那么家园何在?与其说冯雄刻意追求的心灵家园是天堂,毋宁说诗歌就是冯雄宗教式的人生境界。因为在他的诗里,充盈着虔诚、执著和救赎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他“在不断的飞翔中/等待幸福的莅临” ,“是我把黎明交到你的手上/如何鼓掌/才能把隔夜的露珠叫醒”。其诗的语言有一点神化的迹象,即使诗歌毫无意义,仅读语言就已让人有一种愉悦之感。杨建虎是“西海固”七十年代出生的出道最早的青年诗人。秋天、村庄和诗歌本身都是杨建虎的家园,他时而沉浸于乡村,时而漫游于诗歌,时而“跪在秋天的边缘”。杨建虎的诗平静而忧伤,平静是他经营的精神家园上空的气氛,而忧伤则是他娓娓道出的内心的感慨,并以徐缓的节奏而抒发。对家园的关注是诗人普遍关注的对象,也是对现实生活不满情绪的流露,更是诗人叛逆、孤寂和拒俗的天性所使然。随着全国城镇建设的推进,农村原有的面貌将逐渐消失,农耕文化中的朴实、诚恳、憨厚、善良等可贵的品质,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日渐瓦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建虎不厌其烦地抒写农村,应是对正在消逝的美好事物的一种挽留。

从心象化创作走向西域——杨森君。杨森君的诗单纯而多情,他往往把一滴墨水滴在纸上,任其晕染。杨森君的诗歌创作有两个较大的突破,一是《月光下的金草地》标志着杨森君在创作上突破了他以往那种在“一点”上写诗的线性结构,也突破了他的惯常思维模式而使诗呈现出具有独创性的审美体验。诗的视野开阔,情景相融,在一种无奈的伤怀和惋惜之间达到主客体自由的和谐,在真诚与善良之间创造了弥漫而感人的气氛,并让人感到比较浓郁的优美,比如 “它(蝴蝶)飞得很累/它的翅膀快要被风磨秃了”。二是杨森君向西域的介入,比如“金色的黄昏拥戴着/甘肃省天祝县/这样丰盛的草木/壮大了多少牛羊,宠坏了多少只蝴蝶”。杨森君走向西部,也走出了自己的内心,把自身放置于一个辽阔的背景之上,把一只蝴蝶变成了一群,这便是美的力量。

民族化和地域化创作的双重倾向——单永珍。地域性就像单永珍的胎记,而在此之后隐藏的是其诗的超越性,比如“让我们点燃篝火,照亮阿尼玛卿山上的雪/让我们敲打骨头,高举灵魂的碎片/让我把自己焚裂,为着众生的吉祥彻夜祈祷”。这样的诗揭示了单永珍与玛曲的关系,也诗化并超越了玛曲,从而使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达到统一。单永珍有着广博的民族情怀,因为他的心里装着众多的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的民族。其民族化倾向已经超越了本族,发散性地辐射到匈奴、党项、蒙古等其他的民族,并倾注了他的才华和心血。他还非常敬重裕固族、哈萨克族、东乡族等民族的诗人和文化,时刻关注着他们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命运。更让人钦佩的是他作为一个回族青年诗人,继承了汉语言文学的优良传统,用汉语创作,并果敢地维护着汉语文学的纯粹和优良传统的圣洁。

古典化创作倾向——安奇。从中国诗歌的发展来说,我们必须对白话文运动有所反思,其恶果之一就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使国人失去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滋养,直接导致了现代汉诗目前的“口水化”。把一首唐诗和一首现代汉诗放在一起,前者不可翻译,后者可以翻译,但把中国古典诗词译为现代汉语、英文或其他语言都是一种毁灭。我认为,不是汉诗要走向世界,而是汉诗本来就是世界诗歌的中心,这是由于汉语的特点和诗的本性所决定的。与其说中国诗歌在发展,倒不如说是在倒退或者说在远离诗本身,现代汉诗可以译成任何文字了,但缺乏了中国的味道,没有了汉字的形音意。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就是要继承抒情、想象、简约、节奏、意境、韵味等这些本质的元素。在宁夏,我们欣喜地看见有一位诗人正在倾向于古典化创作,欲在现代汉诗与古典诗词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就是安奇。比如“我在野园内 试图扶起颓圮已久的篱墙/只是 一不小心 放走了青山”,“一条河流 一堆乱石 一束芦花/漫天飞絮 月下 有只野鸭惊拍双翅”这便是用现代汉语写下的具有古典意味的诗,言犹尽而意无穷,简洁而富有张力。是的,只有语言简洁才会使内容更加丰富。

还有张不狂的意象密集化创作倾向、张联的同题材化创作倾向、阿尔的口语化创作倾向等以后再谈。总体来说,宁夏中青年诗人的诗作,都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风格,互相的差异性较大,这就丰富了宁夏诗歌。但个别诗人在创作上出现自我重复的现象,缺乏突破和创新,或许这与宁夏的地域性有关,一方面宁夏并非经济前沿地带,中青年诗人的创作与经济缺少关系,同样与全国的诗潮也关系不大;但另一方面,宁夏地处西部,又无形地遮蔽了中青年诗人的视野。所以关键在于要坚守诗歌这块净土,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格局:要坚持本土化,必须摆脱地域的束缚;要坚守民族化,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坚守传统化,必须掌握现代诗歌创作手法;要坚守古典化,必须汲取古典诗词的精髓。是的,诗歌创作需要天赋,需要天生的感觉、想象、领悟、观察、发现等能力;需要文化底蕴,需要对中外文化遗产的刻苦钻研,总结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需要个性,需要高尚的人格魅力,并且不断地向真、向善、向美修炼和完善。

◎高 兴:谢谢杨梓。我注意到今天来了很多媒体的朋友和领导,新华社宁夏分社杜晓明先生也到场了,他也从事诗歌创作。来了这么多媒体朋友们,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里发出的声音将很快传向四方。我特别高兴见到了雷抒雁先生,他让我想到了校园,回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收音机里经常有配乐诗朗诵,当时有一首特别著名的诗《小草在歌唱》,影响了一代人,它的作者就是雷抒雁先生,有请雷抒雁先生。

◎雷抒雁(诗人,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宁夏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地方,我和你们的父辈或者祖辈共同生活过将近六年时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宁夏,在62师的部队农场工作,住的是土坯房,每天插秧、割稻子、收麦子,因此我很熟悉这里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习惯。宁夏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非常好的,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整个青春期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在宁夏度过的,这一段生活对我的磨炼非常重要。在62师宣传科当干事时,我写的一组诗发在了《解放军文艺》,也因为这首诗他们看中了我。1972年我借调到了《解放军文艺》工作,从此离开宁夏来到了北京。到北京生活后我不断思念着宁夏,还写过一首长诗,叫《父母之河》,诗中写了黄河以及我在黄河边的生活。这首诗后来收到了我的一本诗集里,还获得了全国第二届新诗奖。在宁夏的生活,给我的记忆增添了很多的回忆和想象,这些都能有形无形地化作一句诗,并早已在我的灵魂里沉淀下来。生活给予了我们深厚的精神积蓄,就如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从生活中汲取的是一种精神,是生活隐藏了的并给予我们暗示的一种东西,就看我们能不能捕捉到。我的激愤常常是和生活过程中的一些不顺利、一些波折有很大关系,我曾经写过四句诗描写了这样一类人——有一个挨打的人老说自己挨打的时候,不说打别人的时候——“你们背上有血/是别人打出来的/你们手上也有血/是打别人沾上的”。这是我对那个时代生活理解最深刻的四句话,现在的诗和过去的不太一样,大家对生活的敏感度比过去好得多,但是深沉的思考和反思的东西却少了。现在的诗歌虽然很丰富,但是各种各样的诗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写大事件,大事件可不可以写,当然可以写,但写诗不是写事件,是写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如果事件过去了这首诗就不值得读了,那这首诗就没有写好。比如汶川大地震,当时写了那么多关于地震的诗,但地震一过你还有兴趣读吗?如果还有兴趣读,就是不错的诗;如果没有,那就是说写诗只是回应了这个事件,而缺乏从这个事件里发现有生命的东西。还有写主旋律的诗,这些诗总喜欢写得很全,比如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写出的大都是雷同的,写过程太多;写建党九十周年,都是从南湖开会写到科学发展观,这样的诗当历史读太简单,当诗读太繁琐,这也是当前一部分诗人的一个写作弊端。还有,诗歌创作现在虽然很自由,但是许多人写得过于随意,比如有一本诗集,所有的诗完全按地图的地名写,有些地名确实很有意思很有趣,但是有趣也得有背景,没背景只按着地图去诠释,写得倒是很聪明但没有什么分量。另外,还有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写的诗,他们对农村生活的回味很多,可回想的往往都是一些旧的生活,是一些生活片段,什么乌鸦在树上叫,两只羊在树下吃草,他觉得是很恬静的一些回忆,然而这些回忆都太过于琐碎,过于清闲,不能给人以冲动,不能给人以启示,这恐怕也是现在诗歌创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写激愤的诗不是很多,就像高尔基说的“写作就是你在当法官,你对是与非进行一个公正的判断”。欧洲有一个诗人说,我成功的秘诀不外乎两点:“我的一个眼睛看着自然,一个眼睛看着社会。”用现在的话说,他还用第三只眼看着我们的内心世界。当然,他说他看着自然看着宇宙看到社会的时候,并不是说把自己排除在自然和社会之外,而是要把我们的内心和世界融合,决不能脱离。前些天在一个旧体诗词的讨论会上我说过,我们现在写诗有两条很重要的标尺:一是写古不泥古,二是写新不傍洋。有些人总在平仄韵律上纠缠,这样写是不会有发展的,首先你是个诗人,那些只是基本的规范不是诗的全部,而全部应该是诗的内容。你只要是一个诗人,写旧体诗你会写好,写新诗也会写好。新诗的难度严格地说比旧体诗要大,新诗无着落点,它对生活的感受就那一点,看你是抓住还是播撒开;旧体诗则是把一些东西浓缩在一个盒子里,本身有一个笼子,有个基本的框子往进装。新诗完全没有框子,你可以写三句是诗,写一百句也是诗,你可以写一百句不是诗,写三句是诗。这完全可能的。它并不在于你诗的长短,它是无形态的,是充满自由的。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新诗来说,就是自由和节制的问题。表面上节制对自由来说是一个限制,实际上节制会让自由变得更艺术。诗体的变化,从《诗经》到《楚辞》一直到隋唐、五代,从唐诗到宋词、元曲,这个发展过程我研究后概括为这几个词:第一个是自由,第二个是约束,第三个是自觉。自由,从《诗经》开始诗人追求的都是一种自由,但是还有一种约束,形式的约束、内容的约束。七律是最约束人的,它是隋唐皇家考试用的,它要求未来的官员公务人员要中规中矩,规规矩矩。唐代贡献最大的是古体诗和绝句,现在孩子们读的唐诗,主要读的是绝句。这就是一个约束的结果,是诗更接近于它的读者的一个结果。到了宋词,它主要是勾栏瓦肆,宋代的妓女最大贡献就是把宋词推向了民间,把宋词从词人手里扩散出去,让它流传下来。到了元代,元曲其实就是戏曲的一部分,散曲就是唱词,它的语言更随意更自然,更适合于传唱、传读。写诗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追求自由,一方面要注意自我约束。任何一棵自然的树,它都不会乱长,在森林里时它一定是笔直朝上的,有其他的树制约它;在旷野里也长得很好,是风,是空气,是阳光在制约它,它不可能乱长一气,它都有一种在自由发展过程中自我完善的制约,才使它成为完美的艺术品。
 
◎高 兴:《人民文学》对于我们这代人是一份特别重要的刊物,小时候读《人民文学》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能见到《人民文学》的老师,可能会是我一生的幸福。今天,我见到了《人民文学》的老师,而且见到的还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诗人商震先生。有请商震先生。

◎商 震(诗人,《人民文学》副主编):很高兴来到银川,这是第一次。刚才听了雷抒雁老师和杨梓先生的发言,我和他们不能比。杨梓先生对宁夏的诗歌、作者及作品了如指掌,雷抒雁老师和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昨天上午我因故未能和大部队一同活动,下午感觉自己来一趟银川不能一无所获,于是一个人打车到了西夏王陵。我看到西夏王陵那一刻的心态就是:“地下是西夏,地上是宁夏。”那么安静、空旷。我想到了宁夏是当年的“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大的驿站,想到了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想到贺兰山,想到了唐朝的那些边塞诗。于是,我想,宁夏确实是诗人抒情的好地方,是诗人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我相信宁夏是能出好诗人、出好作品的地方。我无法考证初唐时期的那些边塞诗有哪一首写的是宁夏,有哪一个诗人在宁夏生活过,写过影响今天诗歌发展的作品,这一点我有点孤陋寡闻,也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做诗歌编辑二十年,很少看作者的来稿地址,因此还闹过笑话,曾经把宁夏诗人杨森君当作甘肃诗人。是我们的另一个编辑告诉我,杨森君不是甘肃的,是宁夏的。为什么我会把杨森君当作甘肃的诗人呢?是他诗中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典型的西北地域特征。宁夏、甘肃、青海、新疆,我常常把这些地区的作者混为一个地区的作者。简单谈谈地域性。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一定要好好地表现这块土地,表现这块土地给你带来的感受。一个诗人要表现什么?第一个是你的眼耳鼻舌身,你的感受器官的反应。你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成长,你的眼耳鼻舌身首先反应的是这块土地的气息。第二,诗人情感的成长或者说生命的成长也是这块土地带给的。各位在座的大学生,还有宁夏的诗人,在这块土地上,在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那么多大师们在这里留下重要作品的地方,我相信你们会写出好作品,写出影响整个地区甚至全国以至后代的好作品。

◎高 兴:非常感谢商震先生激情的讲话。今天来到北方民族大学的诗人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星星》诗刊的副主编李自国先生也来了。《星星》诗刊是非常重要的一份诗歌刊物,当时我读《星星》诗刊时,一直想给他们投稿,但是《星星》太耀眼了,以至于到今天我也没敢投。有请李自国先生。

◎李自国(诗人,《星星》诗刊副主编):来到宁夏,来到北方民族大学,看到这么多学生,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星星》诗刊的一句广告语:天上有三颗星星最美丽,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还有一颗就是我们此时此刻谈论的诗。我们今天的相聚实际上是一种缘分,是诗歌的缘分。我是第一次来到宁夏,说到宁夏,我首先想到的是时间概念上的宁夏,是一个半小时的宁夏,从成都飞到宁夏,就这么短短的时间之旅的宁夏。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想到西部,想到新疆,想到甘肃,想到宁夏,好遥远好遥远。然而随着都市化、全球化,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子,只需一个半小时就从天府四川来到了塞上天府的宁夏。第二个概念就是地域概念的宁夏,昨天我们参观了中华黄河圣坛,来自四面八方的诗人们站在了黄河岸边,激发了那么多的感慨和诗意的遐想;还参观了回族风情园,听了花儿的演唱和表演,所有这些构成了我相对于四川不同的一个地域概念,这便是地域概念的宁夏。第三个宁夏是诗歌概念的宁夏,是诗意的宁夏。我在《星星》诗刊工作了十多年,从大量的诗歌来稿中我发现西部诗歌,尤其是甘肃、宁夏的诗人特别多,诗歌来稿的质量也相当不错,这也就引发了我今天将要讲述的第二个话题,就是面对这么多学生,我觉得有必要把中国新诗发展的现状作一番梳理和交流,也从一个诗歌编辑的角度谈谈对当下诗歌现场的把握与理解。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已将近一百年了,目前诗坛可以用两个变化来概括,第一个变化是诗坛变得越来越大,诗歌变得越来越小。所谓诗坛变得越来越大,是说现在的诗坛举办的各种活动多、研讨会多、联谊会多,整个诗坛仿佛非常热闹非常繁荣,许许多多的活动都跟诗歌沾上了边,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变得越来越小了。当然,真正的好的诗歌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诗歌发展是很有作用的,这次“黄河金岸”诗歌节就有两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特别推出诗歌节峰会,近百位诗人齐聚凤城论道诗歌,除了各大诗歌报刊参与外,还邀请其他纯文学期刊、网络期刊的老总汇聚宁夏,大家一起到宁夏来把脉诗坛把脉诗歌。第二个亮点是能够把诗歌带向校园,和学生们交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国新诗的未来还是在校园。第二个变化是诗歌刊物在当下变得越来越多,诗人变得越来越少。所谓诗歌刊物越来越多是指近些年来,诗歌刊物的增刊扩容越来越多,比如说《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诗林》等诗刊都从一个刊物裂变成两个刊物、三个刊物,上半月刊、下半月刊,原先全国的诗歌刊物只有十多家,现在一变二、二变三,大概有三十多家了。诗歌刊物在当下是变得越来越多了,而诗坛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结构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从诗坛的构成情况看,目前可谓是五分天下,第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纸质诗歌刊物,比如《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诗林》《绿风》等依然在坚守,依然是当代诗坛的主流和中坚力量,为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与繁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是诗歌社团的兴盛,民间诗报、诗刊众多,大量有个性化写作、有探索意识和实验精神的诗歌不断涌现,无疑为当代诗坛组成了一曲多声部的合唱;第三是校园诗歌已成为当代诗坛的另一道风景线,我们编辑部每天收到的诗歌稿件,除了工矿企业部队以外,学生的诗歌稿件也非常多。《星星》诗刊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校园诗报、诗刊林立,校园里写诗爱诗的人多了,可能和近些年来大学扩招也有关系,尤其是大学里的文学院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而诗歌又是和文学、文化连在一起的,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纯粹意义上的工人诗人、农民诗人、文盲诗人已越来越少,从现代文化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学者诗人、学院诗人已越来越多。第四是农民工诗歌的热力不减,尤其在深圳和广东。东可以说是诗歌大省,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移民诗歌和打工诗人。农民工诗歌是当今诗坛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它的出现不仅拓展了新诗的疆域,而且为诗坛留下了一幕幕当下农民工普遍的生活写照和心理镜像。最后一个不可忽略的是网络诗歌。当今网络非常发达,资讯也很发达,通过网络写诗发诗就省去了许多屏障,网络诗歌的异军突起,为当代诗坛带来另一番可观可叹的景象。由此可见,当下诗坛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诗歌刊物变得越来越多了,而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变得越来越少,我在这里所说的这类诗人是指有独立思想和人格魅力、有创造活力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优秀诗人,像今天在座的雷抒雁老师就是这样的优秀诗人,当年他创作的杰作《小草在歌唱》影响了一代人,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的诗篇不仅诗化了我们的人生,洞开了我们的情怀,而且健全了我们的民族心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星,才是具有文本意义和史料价值的诗星。最后,我要祝福北方民族大学,诗歌让你们永远年轻,《星星》诗刊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高 兴:我被感动了,瞧,从天府到天府会产生怎样的激情!刚才李主编激情洋溢的讲话中既有对诗歌的总结也有对诗歌的反思,其中透露出了大量的信息。参加今天峰会的不仅有诗人,还有诗歌评论家,他们都会围绕着诗歌来进行言说。下面有请来自天津的诗歌评论家黄桂元先生。黄桂元先生就职于《文学自由谈》,《文学自由谈》是一个小开本杂志,很便捷,刊发文章不拘一格,特别受读者喜爱。

◎黄桂元(评论家,《文学自由谈》副主编):一来到宁夏我就感到了一种诗歌的气场,我不是感性的人所以当不了诗人。所有文学样式中诗歌历时最久,影响最远,现在还要加上门槛最低,转身最快。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刚刚转型,“无用”的文学黯然退到了社会边缘,庞大的诗歌阵营悄然分化,知识分子中很多都下海经商,淡出诗坛。大部分诗人感到灰头土脸,饱受奚落,那时候要是承认自己是写诗的就如同当众认错一样,需要勇气。可是短短的新世纪的几年时间,世俗便由羞于写诗,耻为诗人,变成了对诗歌的百般嬉戏,肆意纠缠,其中具有了太多的戏剧色彩。诗歌网络平台的自由性、包容性和开创性迫使趋于板结僵硬的纸质刊物不得不被动激活。诗歌网络平台是一柄双刃剑,它为中国新诗的多元化发展带来了生机,同时也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潘多拉魔瓶,千奇百怪的口语诗随着网络遍地滋生,令人感受到的并非是审美,而是整丑。今年上半年,有一个诗社联合了一二十家诗歌网站、论坛举行了叫做“对我个人产生影响的十大影响力诗人”的评选,根据票数,海子、北岛、赵丽华等十位当选。可让人开眼界的是获三票的有鲁迅、泰戈尔,获两票的有屈原、杜甫、辛弃疾、李清照、毛泽东、普希金,获一票的我意外地看到了两位天津老乡,其中一位居然是油田的中年女职工,我感到很荣幸。可同时我发现和他们一同获得一票的有孔子、陶渊明、李白、王勃、陆游、柳永、曹雪芹、柏拉图、黑格尔、叶芝、歌德、拜伦、雪莱、裴多菲、卡夫卡、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博尔赫斯等。要知道这并不是网民在搞笑,这是一百多名诗人通过实名投票选出的。其实,现在很多诗人,他的借鉴、他的传承、他的阅读视野是非常狭窄非常可怜的。现在说的嘲弄崇高,消减难度,游戏神性已成为大众诗歌现场的一种时尚潮流,诗人祁国写过一首诗叫《客厅》,很短,“开门/握手/请坐/上茶/这个/这个/那个/那个/握手/再见/关门”。这种写法的追随者、效颦者不计其数。有一个叫“猎户”的网民,发明了一种自动作诗的软件,将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按照一定的逻辑和修辞关系予以组合,每小时可以写四百一十七首诗歌,开创了不足一个月创作了二十五万首诗歌的奇迹,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台湾作家白先勇曾说过:“百年中文,内忧外患。”这并非杞人忧天,当诗人的认证资质已丧失标准,当汉诗失去了发表的门槛而口水泛滥,当写作的难度化为乌有,诗人继续下去的必要性在哪里?昨天参加了颁奖典礼,一来到宁夏就感受到了诗歌的氛围,面对中国新诗种种之怪状,“黄河金岸”诗歌节在说不,许许多多的宁夏诗人在说不,在这里呼唤着一种黄河诗歌精神。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和长江文化形成文化发展的两个源头,按照周山先生的说法,黄河文化为龙文化,长江文化为凤文化,黄河诗歌精神是孔孟共同构建的仁义礼智信理论体系,标志着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黄河诗歌精神传承了这一点,它体现的是一种君临性的太阳意识、自然精神和人文关怀,关注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走向,同时张扬一种充满血色的生命意识,摆脱时尚诱惑,悲悯人类困境,坚持意义求索,孤独求败,向天而歌。我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就是黄河文化、黄河诗歌精神现在有一种在逆水行舟的感觉,它强调的是一种承担,人文关怀和艺术精神的承担。

◎高 兴:感谢黄主编,大家仔细听,会发现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的发言还是有区别的,诗歌评论家会用一种严谨来言说,然后在这种严谨中又透露出自己的锋芒。现在应该轮到女诗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有请黄咏梅女士,来自广州《羊城晚报》的主笔。

◎黄咏梅(诗人,《羊城晚报》副刊部副主任):今天来到这里非常高兴也感到非常亲切,十多年前我也跟在座的同学一样,怀着文学的爱好和诗歌的热情坐在会堂上聆听前辈们交流体会。说我是诗人可能是缘于我在校园时出版了两本诗集,分别是十四岁和十七岁。后来我有了一次转身,从写诗转向了写小说。促成这次转身有两个原因是比较主要的。第一个是个人原因,从学校毕业后我分配到广州做传媒工作。当时我还是一个诗人,有一个领导知道我是写诗的,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来媒体,那就让诗歌见鬼去吧。”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很不舒服,感觉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在广州这个开放的城市,我做的是媒体行业,每天感受到的很多事情基本上跟我想象的东西是接不上的,在我心里面最精致最纯美最唯美的诗歌载体已经不能承受我对广州生活的体会和感想,于是慢慢地我转变了写作的道路,开始改写小说,但在很多文章里面我都带着一些无奈和遗憾怀念着诗歌。在很多人看来,我写的小说始终保留着浓郁的诗意。诗歌是我内心的一块魔石,控制着我的创作。第二个原因跟今天的会有一些关联,那就是地域的因素。广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叙事的城市,它不适合诗意的生长。然而来到宁夏,我感受到了黄河流域文学源远流长、历史的传统文学的积淀非常深厚,城市显得特别的空阔和辽远,这种“空”不仅是地理上的空,更是精神空间的巨大,这就能让人产生很多想象。此外,就像一位领导说的,宁夏的生活就是“慢”,我以为,“慢”是诗歌生长的温床,生活在广州这个快速发展的大都市里,我对这一点深有感受,希望自己能够多来宁夏感受这种生活的慢,从而使内心的诗意更饱满。

◎高 兴:我有一种预感,用不了多久我们又会看到黄咏梅写的诗了。多来几次宁夏,我相信你会重新写诗的。下面又是一位来自南国的朋友黄土路,提到南国就会让我们想起一首诗“红豆生南国”,黄土路先生就是《红豆》的副主编,有请。
 
◎黄土路(诗人,《红豆》副主编):我想跟大家聊一部电影和一篇小说,它们都跟诗歌有关。电影叫《诗》,导演是韩国的李沧东,讲的是一个六十六岁叫美子的老妇人,想创作一首诗的过程。她为了写首诗去参加诗歌培训班、诗歌朗诵会,老师告诉她要学会观察,学会交流,比如看到一个苹果你要跟它对话并记录下来。其中还穿插了一个故事。电影的开头是一条河在流淌,突然河面漂来一具女孩的尸体。老妇人在寻找怎么写诗的过程中,她的孙子,一个中学生,跟几个男同学作为凶手的迹象也在不断显露出来,他们把这个女孩强奸了,为此女孩自杀。当老妇人观察苹果并且咬苹果嚼它的味道的时候,她的孙子在屋里跟几个同学商量事情;当她在树下观察然后把诗句记在本子上的时候,她开始知道原来她孙子参与了强奸;当她观察着一朵花的时候,五个家长在商量怎么私了这个事情。最后,老妇人终于写出了一首诗,我给大家念一下:“你那里好吗/还是那么美吗/你能收到我没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自己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吗/玫瑰会枯萎吗?”我也写了很多年诗歌,诗歌是几分钟说不清楚的,这种诗歌总是在美好与现实之间的反差中存在。诗歌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诗歌是不是在美好与不美好之间寻找一种舒服?再说那篇小说,叫《布莱克•沃斯沃斯》,作者是奈保尔。讲的是一个小孩家里来了个流浪汉,他是一位诗人。流浪汉说,我可以到你家去吗?小孩说,干吗?他说,我想看你家的蜜蜂。然后这个小孩就跟诗人成了好朋友,诗人告诉他,我在写一首诗,每个月我只写一行,已经写了五年,再过二十二年我就可以写完这首震撼全人类的诗歌。到下个月时,孩子问,你上个月的那行写出来了吗?他一脸的赧色说,没有写出来。最后,诗人脸上出现死神的阴影时他告诉孩子,他前面编的那些故事,包括带他去看星星观察树木都是假的,包括写一首让全人类震撼的诗歌也是假的。这就是说,一首让全人类都震惊的诗歌是不存在的。诗人是什么呢?小说里的诗人告诉那个小孩:“你成了诗人以后,任何一件事都会使你哭出来的。”

◎高 兴:一个带有浓厚的广西口音的诗人的发言获得了大家的掌声,说明有时候口音对于文学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有时候诗歌、小说恰恰需要一点口音。下面有请来自美丽的珠海的李更先生。李 更(诗人,《珠海特区报》文学副刊编辑):我想说现在作为一名诗人是非常幸福的。三十年前我是从写诗开始写作,可能现在有许多同学不熟悉那个年代,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是诗歌运动的年代,是文学救国的年代。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在写诗,当时的大学生,我就是当时的大学生,习惯到处流动、交朋友、朗诵诗歌。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诗歌很快冷却,就像现在的股市一样不断地跌停板。当年诗歌在各种杂志上占有很大的篇幅,最后几乎全部萎缩到零点,很多杂志将诗歌删减到一页都没有。这样,我们这些写诗的人没有了生存的余地。很多人都去改写小说,现在很多著名的作家其实之前都是诗人,这点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今天我们做诗人为什么这么幸福?现在各个地方、各级领导对诗歌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诗人本身对诗歌的追求、热度。昨天晚上我们欣赏了宁夏大规模的诗歌盛宴,我感到宁夏的文化领导是懂诗的。哈若蕙主席在朗诵过程中我对比了一下字幕,发现她恰到好处地进行了对原诗作的删节,使原诗作啰唆的部分变得非常顺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领导对诗歌的理解,所以现在的诗人是非常幸福的。我所处的珠海也是非常热爱诗歌的城市,是具有广泛群众诗歌基础的地方,时常都会搞诗歌节。在广东,有很多民刊都在努力做诗歌的工作,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都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大家也都了解现在诗歌的现状。有人做了不规范的统计,十个诗歌写作者中间看不到一个阅读者。我曾经接待了一个美国的汉学家叫梅丹理,他是专门研究中国的诗歌的。中国的诗人在国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辉煌,他主持过很多的国际诗歌节,其实就是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个小会,远没有现在这么大规模的。随便走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多听众的地方,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对诗人来说,在中国的今天生活就是一种幸福。

◎高 兴:这次我们来参加诗会有一个亮点,就是为获奖的诗人颁奖,而且昨天晚上已经举行了一场华彩的颁奖晚会,我们也聆听了一些获奖诗人的诗作,今天他们也都在场,现在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声音了。第一个有请刘诚先生。
 
◎刘 诚(诗人,陕西省汉中市作协副主席):应当说在诗歌里黄河不是一个新主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很早就以鲜明的意象进入中国诗歌,在那里产生了久远的回响。不仅如此,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黄河的沉淀启发产生了龙的形象,进而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从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黄河大合唱》,到广泛流传的校园民谣《龙的传人》,足可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仍在以丽而忧郁的歌声,表达着“龙的传人”那一份特有的自豪与忧伤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令人忧虑的是,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消费主义风潮之下中国社会的道德滑落,中国新诗娱乐化、低俗化竞成风尚,包括黄河在内的诸多永恒母题被刻意冷落,这种对于伟大事物刻意疏离和漠视的后果是:当代诗歌对黄河的存在及其呼号充耳不闻,一些诗人宁可将历史给定的多重意义和丰厚底蕴强行卸载或作出负面解读,从而将诗意黄河“解构”或者说降低成为一条物质主义的实用的河流。这是俗不可耐的实用诗学对崇高事物的一次逐出,是丑陋短视的实用主义荼毒万物并向诗歌大兴入侵的必然结果。因此我认为,在现代语境下强调黄河主题,表明黄河作为中国诗歌的一个核心母题重新获得了关注,那些与我们民族的根系、源流、生存现状及未来切切相关的事物,被重新纳入诗歌关照和关注的视野,意味着更多的中国诗人愿意并且答应沉淀下来,以谦卑的姿态重新面对黄河、倾听黄河,这无疑是当代诗歌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美学动向。在现代语境下强调黄河主题,并不是诗歌创作上的倒退,恰恰意味着当代诗歌对本时代的面对和接纳,和对中国诗歌中黄河主题的深入开掘和全新拓展。今天的时代为黄河主题诗歌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内容和无比斑斓多彩的美学形态。黄河既是当代的经验者、见证者,也是当代的参与者、创造者,光荣和梦想的承担者;黄河不只是当代诗歌不容回避的核心母题,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必须面对的永恒意象,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最高的美学范本。现代语境下的黄河主题诗歌创作,决定了必须有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节奏、现代的意象和现代的作派,也正因此,我们才把它称之为“创造”。对黄河主题的强调,将使得当代诗人不至于在技术至上的陷阱里越陷越深,有助于当代诗人从九十年代以来比俗、比贱、比痞、比脏、比黄、比无赖、比下流的有毒空气中彻底摆脱出来,重塑诗歌写作者的主体人格,重树中国新诗超拔高迈、我行我素、堪与山川媲美、与日月竞辉的美学风范,为当代中国诗歌打开新的美学空间。在现代语境下拓展黄河主题,意味着当代诗歌突破黄河作为一种伟大地理现象的表象,将视线投向它那亘古不灭的神性——事实上只有神性永恒,诗到神性为止。

◎刘 涛(诗人,《绿风》诗刊副主编):宁夏是一个能诞生史诗的地方,这片土地是古代西夏王国的诞生地,这个王国是能诞生史诗的。黑格尔曾说过中国是没有史诗的,中国也对此进行了辩解,中国是有史诗的,在《诗经》的《大名黄易•年公流》有一系列周代的史诗,但从现在的考证来说还不是严格的史诗。在宁夏,我觉得有理由出现史诗,西夏王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了杨梓先生的《西夏史诗》。他的史诗是写得比较好的,他通过对西夏历史的描述把抒情性与史诗融为一体,用一种民族视野作为史诗事件的基础,这部史诗中基本符合了黑格尔所说的史诗的性质,里面有英雄,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民族精神。《西夏史诗》具备了史诗完全需要具备的各种要素,在其中有是非感,有正义感,有道德风尚,有性情和性格作为其根源和支柱,这部史诗反映了人类所共有的一些情感。另外,宁夏诗人与西部省区共同打造了西部诗歌,西部诗歌的省份应该是局限在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甘肃这五个省区,作为西部诗歌的范围。近年来宁夏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像梦也、单永珍、杨森君、杨梓都是在全国经常发表诗歌的。近期,宁夏诗人写作已经突破了传统诗歌写作的局限,已经走向多元化,表现的技法已经比较成熟。

◎凸 凹(诗人,成都市龙泉驿区文联副主席):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母亲河,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母亲河,是汉语诗歌以及我国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母亲河。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源头归属、文明谱系依从、文明体系认同。诗歌无疑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面对分布于全球的多种文明体系与文明格局,各国、各民族的诗歌,都应该且必须在自己的而不是他国他族的文明版图上找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席位。横向的借鉴、学习、被影响是正常的,但屁股坐歪、身子站错队就不正常了。重要的是对纵向文明的续脉与接气,是永远牢记托马斯•艾略特所言的伟大的传统。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创作,必须在中国古老文明谱系、中国灿烂诗歌传统中,找到下笔的凭证与依据。尤其在欧美、西语等诗歌话语强势、汉语诗歌似显式微的今天,清醒认识,调头寻根,踏踏实实在接续汉诗传统与拓展西方阅读习惯中开辟一条通道,尤为重要。中国是诗国,黄河既然是中华文明的地标,我认为,如果中国诗歌也有自己的地标的话,那当然就该是黄河。中国诗歌应该有自己的落地口岸,应该有自己接地气的气口,应该有自己的地理识别系统,而这个口岸、这个气口、这个系统,就是黄河。这些,古代诗人已经认识到,并自觉不自觉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工作,为我们建立了“黄河诗”的传统。今天,现当代语境下,这项充满意义的工作,该轮到现当代诗人来做了,并用自己实际而有效的工作,把“黄河诗”的传统接续下来——就我个人而言,迄今已写有九首黄河诗,并且,还会写。

◎敕勒川(诗人,《草原》杂志编辑):很高兴再次来到富饶的宁夏大地,第一次我来是走亲戚,在六月份,第二次来就是回故乡,因为在我为宁夏写下那些微不足道的诗篇时,或许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经把宁夏当作了我的故乡。当然,这故乡是心灵上的,心安之处即故乡。宁夏这块土地,在我看来是可以安放一个人的心灵的。几个月前,当我着手写宁夏的诗篇《黄河的黄河金岸》这首诗时,写着写着我忽然明白我不仅仅在写着一首有关黄河的诗,我是在经历一场心灵的洗涤。黄河用那无尽无畏的神圣,庄严的大美大爱清洗我那尘埃滚滚的心,那些日子,我让黄河肆无忌惮地一次次凶猛过我的心灵。我一遍又一遍回想起我在宁夏的大地上,看到黄河两岸落眼千里稻花如云,猛然之间实实在在明白了,为什么黄河是我们的母亲?因为黄河用她的血肉养育了我们,而从没有向我们索取什么。我坐在船上在黄河上漂,就在想黄河给了我们多少,不但给了我们粮食还给了我们精神上的东西。她向我们索取过什么?没有!现在的人干些什么就想着回报,我们对黄河有什么回报?污染、断流。黄河不仅仅是我们的母亲,她还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她不仅仅用身体养育了我们,还养育了我们的心灵。她以波澜壮阔勇往直前大美大爱让我们明白,一个人走出自己才是解脱,走出一己之心的诗歌才会走得更远。不可否认,诗歌到这个年代确实有了比较长足的进步,技术、语言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到那种令人热泪盈眶心潮澎湃的诗歌了。为什么呢?因为许多诗人都沉浸在那种小情调小思想里不能自拔。琐碎,肤浅,坐井观天,自鸣得意。我们写出的诗不是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而是温室里的花草,别说在今后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恐怕一出温室就完蛋了。当然不是说小情调不能写,能写,但一定要用大诗歌大境界去写。我们不仅仅需要浅唱低吟的诗歌,我们更需要那种“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有大气象大境界的诗。我们需要那种一条河贯穿神州大地贯穿天地心灵的大诗、史诗。在这个物欲影响甚至是控制一切的时代里,在这个你方演罢我上场的小丑时代,用黄河精神重述诗歌和心灵的神圣、庄严、大美与大爱,从而重述诗歌和心灵的大美丽和大境界,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现代主创黄河诗歌节的意义。它让我们明白,只有像黄河一样地活着,像黄河一样地写作,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亲爱的诗人们,尊敬的同学们,像黄河一样在大地上流淌吧。

◎高旭旺(诗人,《大河》诗刊社社长兼总编):我今天提几个问题,首先是什么叫诗?在我很早的概念里面,诗是情的复生爱的复合。到了宁夏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诗,诗是宁夏情是黄河,情是宁夏爱是黄河。这是我最大的收获。第二点谈谈理论问题,什么叫真正的诗?有两个概念跟大家相讨一下,我认为首先诗人应有诗人的立场、诗人的生命立场,诗歌有诗歌的生命立场。这两个问题弄清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诗,不是伪诗。诗人决定了自己的生命立场然后才能决定自己创作诗歌的生命立场,诗人的生命立场确定了,诗歌的生命立场也就确定了。
   
◎高 兴:非常感谢刘诚、刘涛、凸凹、敕勒川、高旭旺先生。有时候在美好中时间往往是不知不觉的,短短的一个上午,我们听到了那么多的声音,看到了那么多的视角,感到了那么多种形式的情感抒发,让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甚至奢侈的上午。感谢组委会,感谢北方民族大学,感谢所有的与会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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